孩提时代我最热切盼望的就是放暑假。因为只有放暑假看电影，才能让我大饱眼福。放假前，学校照例要预订电影票，一部新片子是5分钱，老片子只要3分钱。

　　我家住在南京大学西侧金银街的小巷口，离家最近的就是“曙光电影院”。“曙光”位于鼓楼公园的脚下，坐南朝北。南面和公园间隔着一条北京西路；东头是久负盛名的回族菜馆马祥兴，西头是鼓楼小学。面对着车水马龙的中山北路，遥相呼应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鸡鸣酒家。“曙光”的放映设备和水平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曙光”的整体布局和别的影院大致相同，只不过放置银幕的舞台要大了许多，因为“曙光”是南京第一家能放宽银幕的影院。

　　在“曙光”看电影，顶喜欢的是下午4：30那场。大人怕我饿着，总给二两粮票和5分钱。看电影之前趾高气扬的跑到对面的鸡鸣酒家大声的嚷嚷道：“拿个大肉包子!”那神气、那滋味，今天想起来都馋得慌!暑期里的电影，基本上是国产的故事片。我们男孩子几乎都做同样的梦。看了《冰山上的来客》，就想骑上奔驰的军马守卫在帕米尔高原；看了《羊城暗哨》，又想当个公安和特务较量一番；看了《小兵张嘎》就想上房堵烟囱、抓那个胖翻译官。

　　儿时，我家的厨房依院墙而立，母亲在墙下种的几株丝瓜爬满了半个屋顶。夏日炎炎正是收获的季节，摘瓜的好事当然少不了我，上了屋顶自然成了“嘎子”，嘴里是乒乒乓乓，脚下却是稀里哗拉，丝瓜没有摘到几条，屋上瓦片踩坏不少，惹的下面骂声一片，只得顺着墙灰溜溜地滑了下来。那只不过是调皮，有一次确是惊险。记得在曙光电影院看了《铁道游击队》，很崇拜“爬火车，摘机枪”的游击队员。我外婆家正好住在南京和平门老火车站附近(现在南京商厦后面)。有机会我就和比我大几岁的表哥悄悄地去“爬火车”。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南来北往全靠火车轮渡。南京西站到和平门一线时常来往着调度车皮的机车。我们像电影上一样，跟着行进的火车飞身而上。可有一回车速太快，我的双手抓住了车上的把手，两脚却飞舞在空中，眼看就要撑不住，幸亏火车减速好不容易才站住了身体，差点就送了小命。

　　良好的社会氛围、父母和老师的身传言教，尤其是电影这种大众媒体的潜移默化，筑就了一代人的道德情操。

　　60年代的中期，随着“文革”风暴袭来，“曙光”一下子也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然而沉寂过后，“曙光”的门又悄然开启。在一片批判声中我看了《清官秘史》、《家》、《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反动影片”；上了中学的我也看不出什么反动，却对那些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难以忘怀。或许是那时的情势所致，“曙光”有一段时间居然“革命”到无须剪票入场，可奇怪的是，却少有人会白看。

　　70年代初我“走后门”去当兵，实现了我儿时的夙愿。一别8年才重回南京。转业后的工作单位恰恰又在鼓楼附近，时不时的还要去“曙光”那里接受各种“思想教育”。上班不到两年，家里大人张罗着给我找了个“对象”。女方的媒人就是她的嫂子，经她一番审视和盘问后，才给了我一张电影票。等我一看两人约会的地点，嗨，又是“曙光”!那天在“曙光”和“对象”看电影，几排几座记不清了，电影好像是越剧《红楼梦》，哼哼叽叽的也听不懂，没看一半，拉着准太大的手就溜出“曙光”。穿过“曙光”和“马祥兴”之间的小巷，绕到北京西路的梧桐树下窃窃私语。也别说，几场电影下来，太太的那个“准”字就没了。和“曙光”的这种缘分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一是电视机、录像机大行其道，二是“曙光”已面目全非，前厅成了游戏室和杂货铺，楼上还搞了什么“鸳鸯座”，我遗憾地发现，我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静谧与激动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