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在甘南天险腊子口，当地群众至今仍有人相信红军是“天兵天将”。

　　1935年9月17日凌晨，天险腊子口前的红军发起了对守敌的总攻。

　　让这此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命的守军想不到的是，他们阵地左边的绝壁上，红军的手榴弹和轻重武器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接飞进了他们没有顶盖的炮楼和阵地，打得他们尸横遍野。没死的以为红军请来了“天兵天将”，吓得慌忙逃窜。

　　红军乘胜突破了腊子口这一长征中最后的险隘。

　　冲出腊子口，这群刚走出草地的“天兵天将”，把革命之火燎原到了延安，燎原了西柏坡，燎原了北京。

　　苗族战士“云贵川”靠一根带钩长竿挽救了红军

　　从矗立的巍峨的汉白玉“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放眼望去，四周青山层峦迭嶂，关隘两边的山石上，当年鏖战的弹痕依稀可见。

　　“峡口就像用斧头生生劈开一样”，当地群众指着腊子口告诉我们，“峡道南北走向，长约300米，宽仅8米，腊子河从峡口奔涌而出，当年两山之间就靠一座1米多宽的木桥相通”。

　　20岁那年攻占小木桥的战斗，深深印在了老红军唐进新的脑海里，尽管此后的70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去过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与张国焘分手的中共中央率北上红军向岷山脚下的腊子口进发。

　　当担负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的红四团到达腊子口时，甘肃军阀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已在腊子口层层布防，组成交叉火力网，并妄图依托纵深配置在山后天险要道的3个团兵力，堵死红军北上之路。

　　9月15日，毛泽东果断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唐进新回忆：“我们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十几次进攻，都被敌人修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的几个碉堡压制住了，鲜血染红了湍急的腊子河水。”

　　碉堡里的国民党守军叫嚣：“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如果拿不下腊子口，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或者是西进绕道出青海，东进川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但哪一种方案都会踏进敌人早已布下重兵的口袋，对我军极为不利。”杨成武，时任红四团政委，曾经指挥这支部队突破乌江天险、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将，在其回忆录中对腊子口一战不利前景的分析，反映了当时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强攻不成，只能智取，红军把目光投向了敌人碉堡旁的悬崖峭壁。

　　在当地群众的指点下，我们看到了这面石壁。从山脚到山顶，石壁约有七八十米高，与地面几乎成八九十度直角，既直又陡，别说爬上去，就是看着也让人头晕。

　　“关键时刻，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杨成武回忆：“我听说后专门找他谈了话，得知他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

　　骑马渡过腊子河的“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红军用绑腿接成的长绳，手持一根绑上钩子的长杆，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一段一段往上爬。这里离敌人虽然只有两百来米，但石壁向外突出，是敌人观察的死角。

　　唐进新说“我们都屏住气仰视着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

　　“云贵川”没有辜负红军的期望，为“天兵天将”探出了奇袭的路线。

　　信号员从山顶跌落，两面出击险些夭折

　　红四团紧急制定了两面出击——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的计划，凌晨3点联合发起总攻。

　　团长王开湘和通信主任潘锋率领侦察队、一连、二连组成迂回部队。迂回队员个个精神饱满，背着冲锋枪，腰挂十多颗手榴弹，带着由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的几条长绳立即出发。

　　政委杨成武指挥主攻连——六连连续从正面袭击，相机夺取峡谷上的独木桥。即使偷袭不成，也要达到消耗敌人的弹药，疲劳、牵制和迷惑敌人的目的，以配合迂回部队的突然袭击。

　　然而，这一在我们今天看来天衣无缝的作战计划，竟险些由于偶然因素夭折。

　　“迂回部队开始试图徒涉腊子河，下去两个人，还没到河心，就被水冲走，喝了几口水才被救了上来，只好用几匹骡子来回骑渡”，唐进新回忆。

　　“但几百人的队伍完全靠几匹骡子渡河，肯定不能在规定时间赶到，后来不知是谁想了个办法，砍倒沿河边的两棵大树做成独木桥，迂回部队才顺利渡过了腊子河。”

　　正面部队按计划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几次都没能接近桥头。敌人扔下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30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3点半到了，4点到了……迂回部队到达目的地后一红一绿的信号弹还没有发出。

　　杨成武回忆：“我们当时很着急，要是天明前迂回部队到达不了位置，不能在桥头上下联合起来给敌人作最后一击，那么我们的整个战斗部署就会暴露，强攻腊子口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正当山下的红军焦急万分的时候，山上升起了一红一绿的两颗信号弹。红军随即展开了总攻，山上山下齐开火，敌人抱头鼠窜。

　　刚跨过小木桥不远的杨成武，冲锋时听见有人在叫他。

　　“我一看，路边竟然躺着通信主任潘锋，他的腿上被鲜血染红了”，杨成武说。

　　潘锋告诉杨成武，刚发完信号，他就从山顶上跌落下来。

　　杨成武回忆：“从潘锋那里，我得知迂回部队到了山顶后，找不到往前和往左的去路。为了寻找道路，一连连长毛振华摸黑探路，不幸摔进一个深坑，头部负伤，最终花了大半宿的时间，他才找到了一条出击的道路。”

　　两面出击打懵了敌人，红军很快就突破了敌人设在腊子口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突破了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通过了敌人在峡谷内点燃的火墙……

　　拂晓，天险腊子口已被无畏的红军全部打开，残敌亡命似的向岷州方向溃退。

　　突破腊子口，一盘棋被红军走活了

　　“晨曦中……红军勇士们簇拥着战旗站在腊子口上欢呼，每一个战士的身上都沐浴着血色般的霞光。”直到多年后，杨成武将军还在回忆录中意气风发地描述那次胜利。

　　翻过腊子口追歼敌人的红军，在大拉山下，碰见了几个汉族老乡。这是红军进入雪山草地后，第一次见到能互通语言的老乡。

　　唐进新回忆：“我们喜出望外，送给他们一些刚缴来的衣服、白面后，又向大草滩追去。”

　　9月18日，红军翻越岷山山脉的最后一座高山——大拉山，冒雨进占了甘南的交通重镇哈达铺。

　　哈达铺，这个因生产名贵中药材当归而兴旺的商埠，让长途跋涉的红军仿佛当真归了家，不仅在这里吃上了饱饭，而且还确定了长征的目的地。

　　“重大转折是发现了几张旧报纸”，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哈达铺时，在一个小小的邮政代办处找到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师的消息。

　　这张报纸被迅速送到毛泽东手里，中央领导根据这条消息决定，红军把“家”安在陕北。

　　“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徐占权说，“夺取腊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为在陕甘宁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宣告了国民党军队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计划的破产”。

　　其后，红四方面军还曾二取腊子口。

　　这是一段我们不熟悉的历史。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88师借鉴了中央红军奇袭制胜的经验，以尖刀连从陡峭的崖壁攀登上去，迂回至敌后，直捣敌指挥所，配合正面仰攻部队一举突破腊子口。进而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

　　今天的腊子口，雄峻依然。只是往昔最多并行两人的栈道，成了等级沥青公路。远处，银色的云彩映着积雪的大拉山；近处，一群群牦牛在恬静地吃着草。

　　但我们离开腊子口回望时，那一个巨大的“V”字形山口，仿佛是不朽的红军仍在伸展双臂欢呼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