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这是西方一个古老传说：人们在一个叫示拿的地方，想建一座塔直通天庭，以显示人类的力量与团结。上帝不高兴。于是就搅乱了干劲十足的人们的语言，让他们彼此无法交谈。通天塔半途而废。这就是巴别塔。

　　许钧教授主编了一套以翻译家为主体，记录翻译家们的生活、追求、经验和思考的丛书，取名为《巴别塔丛书》。

　　许钧说，作家池莉在德国参加《生死朗读》的朗诵会，台下听众如痴如狂，而她因为语言不通只能木然呆立，她说：“语言的鸿沟让我绝望。”翻译家，是巴别塔下的智者。他把我们从孤独引向友爱，从狭窄引向宽广。“翻译，从爱书开始”当选南京首届“十大文化名人”的许钧教授，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1975年毕业于外语学院。在谈起这段求学生涯时，许钧笑了：“那时还是文革阶段，刚进学校，起先学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句法语，三年里，从来没见过一个法国人，只是听录音。不过学校里有大量的法国藏书，这对我来说，是极过瘾的事。我喜欢书。当时，外面搞文革，是封闭的，但是内心却被这些书打开了。”

　　许钧说，因为他爱读书，才得以就读于外语学院，因为太爱读书，才迫切希望与更多的人同享这无尚的快乐，最终，让他走向了翻译之路。

　　许钧说，在巴黎时，有一天，他去拜访《安娜·玛丽》的作者吕西安·博达尔，一到他家，他就呆住了。这位龚古尔奖获得者的客厅、厨房、卧室里到处是书，他家有7个房间，6个房间里装满了书。许钧说，这一顿饭，我食不知味，我的目光总是被那些书牵扯着。走的时候，吕西安夫人对我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所有这些书，只要你两只手拿得动的，随你挑选。我一口气挑了几十本。当我艰难地拎着这两捆书，向远处地铁站移动时，你想象不到，我的内心是怎样的激动。

　　“我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对书的重视超过一切，每当他有什么不满意时，他就会这样威胁我：‘我把你的书给撕掉。’”“翻译，是对民族文化有目的的补充”1976年，22岁的许钧前往法国留学，就读于勃列塔尼大学。两年的留学生涯，使许钧的命运发生转折。“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陡然打开在我的面前。”

　　法国的语言和文字让他入迷，法国的文学让他欣喜兴奋，那阅读的快乐，让他不可自抑。从法国的文学作品中，许钧读到的不只是美，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伏尔泰的启蒙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有深刻探索现实秘密的“新小说派”，无一不在他的内心搅起风暴。

　　这风暴，把许钧的整个生命裹挟进了翻译的世界。他说：“除了翻译，我不说，不想，不做。这是我毕生的事业。”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翻译，就是这样一份让人类的文明丰富起来的事业，一份值得许钧为之付出的事业。许钧说，通过翻译交流，我们就可以认识大师，认识他们所联系的那个世界，认识到他们的文化背景，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补。所以说，作为翻译家，他们的目光是永远向外的，他们的心灵是永远开放的。我们将通过翻译，有目的地拿来其他民族当中优秀的，来补充到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翻译家，是孤独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来南京时，曾跟许钧有过一番对话，加利说，翻译，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建设，有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而此时，许钧正在写他最为重要的论著《翻译论》。他说，加利的话，对他影响甚大。

　　35万余字的《翻译论》，是许钧多年来沉思求索的结晶、殚精竭虑的力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翻译：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他说，翻译，是以形式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目的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他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性、创造性、历史性诸方面擘肌分理、逐一梳理，最终使人豁然开朗。

　　理论是为了实践，理论来自于实践。《翻译论》，这部代表着许钧当前学术最高成就著作的诞生，则是因为他多年来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的辛勤耕耘及累累硕果。20多年来，许钧先后发表了文学和翻译研究论文16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中国之欧洲》、《邦斯舅舅》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了《杜拉斯文集》、《法兰西书库》、《知识分子译丛》、《巴别塔文丛》等译丛、文丛10多部。至今译作已逾800余万字。1999年，许钧教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需要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奋笔疾书？需要牺牲多少个人的快乐与享受？难怪许钧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翻译家，是孤独的。”

　　在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个视文字为生命的学者，守一盏孤灯，用心灵，让文化的两极牵手、对话。聆听这对话的人，无数的人们走出了孤独，并且拥抱了快乐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