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11月2日下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状告《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作者东中野修道及出版社展转社损害名誉一案作出判决：中方原告胜诉，责令被告方向原告赔偿400万日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在获知判决结果后，致电南京市司法局和南京市律师协会表示祝贺，对南京律师与日方律师多年携手不懈努力，并最终胜诉所表现出的高度历史正义感和责任感表示嘉勉。

　　前天深夜，谈臻律师和夏淑琴老人一道返回南京。在日本的4天4夜里，谈臻作为夏淑琴“东京案”中国律师团的主要律师，忙得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昨天下午见到谈臻时，他依然显得精力充沛。

　　“这是胜诉的喜悦和骄傲给了我力量。”他说。

　　记者：我们都知道夏淑琴在南京状告日本右翼作者东中野修道名誉侵权的“南京案”，并且去年8月南京玄武区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侵权成立。怎么在“南京案”的诉讼过程中，又有了个“东京案”？

　　谈臻：2005年8月，夏淑琴在家突然收到市中级法院送来的传票，说是日本有个叫东中野修道的人告她。当时夏淑琴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表示出了不满、伤心和气愤。

　　这个传票是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的。上面载明，原告是东中野修道和他的书籍《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出版商展转社株式会社，案由是“债务不成立之诉”，要求日本法院确认夏淑琴在中国法院起诉的侵权事实不存在。

　　当时，我就和市司法局、市法律援助中心等人商议此事。我们猜测，这是日本右翼使的一个伎俩，因为东中野修道没到南京应诉，想变被动为主动，淡化、削弱“南京案”的影响，并且认为告了夏淑琴，她也可能因为高龄不会到日本，这样正好也可以从东京法庭拿到一份缺席判决书，以冲抵“南京案”的判决和在日本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决定应诉。年近80岁的夏淑琴老人也表示，“就是这条老命不要了，也要到日本去打这场官司。东中野修道不敢到中国来见我，我这个老太婆就到日本去会会他！”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夏淑琴“东京案”的？

　　谈臻：夏淑琴老人亲自到日本应诉意义重大。首先，这是对日本法律和法庭的尊重。东中野修道作为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一名教授，是个学者，他不到中国法院应诉，他的行为非常无礼，与他的身份不符。

　　其次，老人届时可理直气壮地与东中野修道当庭对质，通过法律途径揭露日本右翼的阴险用心。另外，也可借助这个平台，在日本宣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历史真相，正视这段历史。

　　记者：作为夏淑琴的中方主要律师，你是怎么准备这场“东京案”的？

　　谈臻：各国的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外国律师不能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出庭。因此，夏淑琴“东京案”必须要由日本律师出庭应诉。

　　好在我一直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诉讼指导小组的成员，认识不少对华友好的日本律师。夏淑琴“南京案”审理期间，由日本东京主张正视历史的数十位律师组成的“法曹团”成员也曾来南京旁听“南京案”，声援夏淑琴。

　　听说“东京案”后，“法曹团”律师纷纷表示为夏淑琴担当代理律师。就这样，夏淑琴的日本律师团成立了，后来有11名律师联手替夏淑琴出庭辩护。

　　这些日本律师的敬业精神和正视历史的态度让我感动。自接手“东京案”后，他们先后派出4批律师来到南京，调看我们中方律师准备的5组共31份证据，和夏淑琴反复谈话，并走访南京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补证。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来南京的食、宿、行全部自费，我们提出给点贴补，也被他们婉拒了。

　　记者：据我们了解，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初定的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05年11月份，后来怎么推迟了？

　　谈臻：夏淑琴收到传票时已是2005年8月，日本律师认为11月开庭太仓促了，担心来不及准备证据，日方律师于是向日本法庭申请，请求延迟开庭，得到了准许，并将第一次开庭时间定在去年的6月30日下午。

　　由于中方律师是不能出庭作为代理人的，日本律师又向法庭申请，请求法官同意我以夏淑琴辅佐人的身份出庭发言，这也得到了日本法庭破天荒的准许。

　　可以说，当时我们是有充足的信心在日本打赢这场官司的，唯一担心的是老人的身体。夏淑琴老人不顾高龄，为自己，为家人，为了给30万屈死的冤魂讨个公正的说法，不辞辛苦，远赴异国，真的难为她了。

　　记者：去年6月30日，夏淑琴“东京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当时的情况如何？

　　谈臻：其实在收到日本法院寄来的传票后，我们就立即提出了反诉，要求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侵犯了夏淑琴的名誉权，在中日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夏淑琴精神损失费1200万日元。去年6月29日，我和当时的南京律师协会会长王竟成、律师吴明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陪同夏淑琴到达日本。

　　由于这次开庭，只是要求原被告双方陈述各自的理由，不举证也不质证，因此，我们一到日本，就在由日本出庭律师租下的日本东京律师会馆演练出庭过程，并和日本翻译对词。日本律师非常尽责，演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满意为止。

　　第二天下午开庭，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都没有出庭，只是派了两名代理律师。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103号法庭，夏淑琴在半个小时的规定时间内，激动地陈述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对她一家人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于夏淑琴的讲述动了真情，旁听的右翼分子竟不顾法庭秩序大声表示抗议，但被此案合议庭女裁判长训诫，并警告他如果再扰乱法庭秩序就将他驱逐出法庭。

　　我作为辅佐人在5分钟的规定时间内向法庭作了陈述。我认为东中野修道在没有到南京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就断然否定夏淑琴身份，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而其这种主观故意行为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的存在，对公众而言是刻意的误导；第二，我指出在南京玄武区法院正在审理的夏淑琴“南京案”中，我们对夏淑琴的身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充分证实了夏淑琴就是1937年12月13日幸存下来的那个8岁小女孩。

　　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在夏淑琴和我都陈述过后，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的代理律师当庭表示撤诉。

　　记者：东中野修道撤诉后，东京地方裁判所又先后3次开庭，继续审理夏淑琴“东京案”。在此案审理期间，中方律师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谈臻：此案在开庭前后，我们配合日本律师做了大量证据收集的工作。我们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了许多资料，并走访了夏家当年的邻居哈梦鹤及夏淑琴的表妹聂华玉、曾秀英，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这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夏淑琴的身份。最后，根据我们提供的证据，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了5组证据。可以说，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对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而言是一枚重磅炸弹。

　　据后来日本律师的反馈信息，当我们向法庭提交证据后，对方竟然又放弃了质证权。

　　这就能充分证明，东中野修道根本就没有证据反驳我们提供的翔实的证据群。我们的证据只能让他们哑口无言。

　　记者：本月2日，此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宣判，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谈臻：其实这天宣判的消息，日本左翼和右翼人士事前都知道了。开庭当天，这两派人士都有不少人赶到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要求听庭。宣判的709号法庭只有35个旁听席，显然容纳不下这么多要求旁听的人，于是裁判所决定排队抽签，谁抽到谁才能进庭，我们中方陪同人员当然也要抽签。声援我们的左翼人士来得多，于是就抢着帮我们排队，抽到签后让给我们。

　　就这样，我们全部陪同人员都顺利地进入了法庭。

　　记者：宣判时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谈臻：当天东京时间下午4点半，北京时间3点半，那位女法官花了20分钟的时间宣读完长达33页的判决书后，旁听席上立即响起了掌声。我身旁一个右翼分子抗议口号刚喊出口，另一名左翼人士上来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后来，不少左翼人士还拿事先准备好的写有“胜诉”两个字的布条跑出法庭，向等在法庭外的左翼人士报喜。

　　夏淑琴当时对胜诉表现得既平静又激动，一个劲地对我说：“东中野修道为何不来，我要等他，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

　　判决后，我们召开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NHK、朝日新闻等20多家媒体都到场采访了夏淑琴。夏淑琴当时说：“这是个公正的判决，不仅告慰了我死去的7位亲人，更告慰了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也同时说明，东中野修道是在说谎，他在欺骗和误导日本民众。”

　　记者：听说东中野修道要上诉？

　　谈臻：我也是从日本报纸上得知他要上诉的。虽然日本的审判制度是“三审制”，也许“东京案”还要打两至三年，但我们夏淑琴的律师团一定会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