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建是否应该，不是本人关注的问题，但就复建本身，包含着对曾国藩的肯定，无意中含带出屠城的血色已经湮灭的历史后遗症，设想一下，南京能够允许复建也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的纪念碑吗？

　　南京是不幸的，1937年30多万人被日军屠杀；南京是幸运的，日本屠杀超过万人的惨案数以十计，唯独南京大屠杀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仅仅记住南京大屠杀却过于功利，也真的对不起南京。南京苦难的深重和沧桑的浩远，远不仅仅是一次大屠杀，这样南京才成其为南京。

　　南京虎踞龙蟠，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每逢天下大乱，必遭城毁人屠。548年，梁武帝时，候景叛乱，攻打建康，28万户居民死亡十之八九。

　　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军火烧建康(今南京), 3日屠杀17万居民，仅剩1／10。

　　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创立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陷落，“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

　　曾国藩记载，“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上述日屠杀量超过1937年使用机枪、大炮、炸药的日军。在1937年和而今的中国人记忆中有过前三次屠杀的印象吗？有过对日军旅顺大屠杀、济南惨案、平顶山大屠杀的警醒吗？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固然现在历史评价中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有其局限性和残酷性，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屠杀男女老幼、糟蹋妇女的借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到光绪登基时，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百年方可恢复。曾国藩因为南京屠杀手段残暴，被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曾国藩于1872年在南京去世，六年后松井石根出生在日本，作为职业軍人，因为发动南京大屠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級戰犯。

　　松井石根被任命为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下令“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惨遭杀害的达30万人以上，被奸淫的妇女超过两万人。松井石根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欠下了永远偿还不清的血债。松井回日本后，用南京红土烧制成一尊“兴亚观音像”。据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还有观音堂和“七士之碑”，纪念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1978年，松井石根灵位被塞进了靖国神社。

　　建国后一段时期，批判曾国藩为地主阶级代表，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关于其在南京疯狂屠杀一事也详尽介绍，引得革命小将和阶级兄弟牙根恨得直痒痒。但是而今，历史天翻地覆，在全民族把对这座城市屠杀的着眼点集中在1937年的日军身上之时，却对曾国藩的屠杀全然抛在脑后，矫枉过正之余，我想寻找真正的历史良心和记忆。

　　生命来自天然，殊为可贵，一旦失去也许来自自己人的杀戮更难以接受，也不能因为导致生命丧失的原因是异族还是本国而有所区别。我也曾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流泪，可是面对某些人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我觉得滑稽，我倒宁愿为1864年死去的南京市民感伤，他们的苦难难道就是书本上的几行铅字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吗？我更担心的是，总用实用主义哲学引导民族记忆，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