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每天早晨各报新鲜出炉，新闻铺天盖地；“龙虎新闻中心媒体扫描”精挑细选，为您送上每份报纸当日精华——小编遍观今日《都市文化报》，A2版一条题为《从“超女”到“变形”——关于湖南卫视一档新节目的观察》的报道值得向您推荐。以下就是该报记者赵磊的报道——

　　《变形记》是湖南卫视一档新节目，关于它，制片人私底下有个形象的说法：把鸡关到鸭笼里，把鸭关到鸡笼里。这档“真人秀”有什么看点？它能走多远？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为湖南卫视的一档新节目取名时，制片人李泓荔想到了卡夫卡的这部小说。“‘变形’，原本被卡夫卡用作‘异化’的意象，但我们用它，比较套话的解释是‘另类制造老百姓的故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李泓荔说。其实，私底下她还有个更形象的说法：把鸡关到鸭笼里，把鸭关到鸡笼里。

　　李泓荔等人在节目中“另类制造”的前３个故事分别是：一个有网瘾的富家少年和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村子弟互换，各自到对方家里生活７天；一个叛逆的女儿和当老师的母亲互换，女儿和母亲各当了７天老师和学生；一个湖南省的高官到农村去当７天村民小组组长。“显而易见，节目创作者是有想法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任远评价道。

　　湖南卫视将这档最终定名《变形计》的节目宣传为“新生态纪录片”，虽只一字之差，但已表明节目并非纯粹的记录，而是一个个策划好的“局”，只是各种角色在这个“局”里有充分进行“真人秀”的自由。

　　是以娱乐的精神思考，还是以思考的架势娱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变形计》“变”出的东西令人回味。
　　
　　鸡关鸭笼，鸭关鸡笼

　　对于《变形计》的创意来源，外界有各种解读。任远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其吸收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生存者》节目的“真人秀”手法。

　　《生存者》每期从近万名应征者中挑选出１６名参赛者，把他们送到一个相当偏僻没有任何人烟的荒岛上，参赛者既要共同抵抗来自自然界的困难，互相之间却又存在敌对关系，因为每个环节他们要一起投票淘汰一名选手。

　　还有观众认为节目的灵感来自冯小刚。因为在《甲方乙方》中，就有一大款面对每天的大鱼大肉，突然生出想过过穷人生活的念头。当他来到一个穷僻的小山村后，没过多久便“穷”不堪言，变成了一副乞丐模样，将那个村子里的鸡吃得精光。

　　更有观众认为湖南卫视是直接抄袭了央视《纪事》中曾播出的《山与海》，那期节目也是将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互相对调生活环境。

　　“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来自我们新闻中心的《播报多看点》栏目，里面以前有个版块就叫《变形》。”程刚是《变形计》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项目经理，也是节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他告诉本报记者，“《变形》曾播出过一期《我是我儿子的‘儿子’》，是讲父亲节那天，一个练摊卖衣服的父亲和正读初一的儿子互换角色，父亲去儿子学校读书，儿子去市场卖衣服。片子全程记录了这对父子通过一周的角色互换，相互体验对方生活，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故事。”

　　而萌动《变形》这个创意，则始于３年前还在湖南经视做一个城市文化地理节目———《象形城市》的李泓荔。有接近李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李是台里有名的才女，她属于那种不但敢想而且敢做的人。

　　一个至今仍不时被提起以证明这个观点的例子是，３年前，湘水一段江堤突然决口，湖南省内众多媒体纷纷赶到出事现场。遗憾的是，因为道路漫水，车辆太多，而前方情形又过于混乱，大家挤在一块动弹不得，根本无法报道灾情状况。李泓荔当时负责现场报道，她开始往外打电话。几分钟后，她居然调来了一架直升机！

　　“当时在场的省里的同志都很高兴，有了直升机，现场情况就可以拍得很清楚了。事后，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也夸李做得好，他说，记者敢这样做，机制很重要。”

　　在做《象形城市》时，李泓荔就曾试图进行阶层的互换。“当时想当然的题材是让一个农村姑娘和一个天天穿丝袜高跟鞋坐写字楼的白领丽人互换，节目理念类似‘灰姑娘’的涂鸦，对社会的态度是旁观而戏谑。”她说。结果，因为设备等各种原因她的想法未能实现。

　　今年３月，从英国进修回来的李泓荔又将互换这个想法提了出来。“英国有互换节目，我看的那一期是一个清洁工和广告模特互换。

　　我就想能不能做一期新闻连续剧，在重大新闻事件背景下，折射出一些东西来。”在这个想法提出的同时，李泓荔发现，原本要几万元才能买到的２４小时监控摄像头，降到了１２００元一个，这让节目的制作有了可能。

　　后来，《我是我儿子的“儿子”》取得了３．７的收视份额，那次成功的试水，坚定了湖南卫视在晚间７：３０撤下《越策越开心》，启动《变形计》的决心。

　　屁股坐在哪一边？

　　按照李泓荔的想法，《变形计》是具有社会教化意义的，“以解决问题、帮助沟通为己任，……对社会的态度是渗透而干预。”

　　可是第一期《网变》播出后，在获得如潮好评的同时，也受到“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视角的节目”的批评，更有尖锐的意见，认为电视台为了收视率，残忍地让一个农家娃在贫富冰火两重天中煎熬，这对孩子的成长，对农村人公平吗？

　　《网变》中这一对互换的角色，一个是长沙城市少年魏程，他家境富裕却无心向学，沉迷于网络游戏而颓废不振；一个是青海边远乡村少年高占喜，他家境贫寒但勤学上进，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他们角色互换短短一个星期之后，城里孩子懂得了珍爱生活及实现自我，又回到了捍卫城市文明的道路上，而乡下孩子也增长了见识，今后更加努力，决心以实现过城里人的生活为理想。

　　在节目中，口口声声喜欢读书的高占喜，到了魏家迅速地喜欢上了电脑游戏，这令主持人王姬唏嘘不已。以前平时每月零花钱只有１元的高占喜，到了长沙后竟然花２０元请人吃饭、花３元坐公园巡回车，节目的画外音发出了“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评论。

　　程刚说，外界据此指责他们的屁股完全坐在了城里人这边，思维模式单一，存有偏见。“有人还质疑乡下少年高占喜面目模糊，节目说不清楚他到底收获了什么，其实他以前虽然也决心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对城里的生活并没有直观的感受，这次做完节目后，他说学习目标更明确而具体了。”

　　“其实我们的节目同时还表达了城里的生活虽然富裕，但缺乏农村那种人情味的意思。”他补充道。

　　“人生‘变形’，应有其多元路径、多彩姿态。尤其是没有定型的青少年，生硬地交给他们一个城市生活的理想，并不科学。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城市的，也可以是田园的。像《变形计》这样一元理想的推销，还是三思为宜。”一位评论家说。

　　在《变形计》第二期《高三师生母女互换》中，女儿刘佳沐的形象是孤僻、自私和冷漠的，她的母亲刘轶群则是人见人爱的优秀教师形象，她事业有成，生活坎坷，对女儿疼爱有加却又无可奈何。

　　显然，母亲在节目中是个正面角色，她也很会造势，在镜头面前有着超强的表现欲：和学生高谈阔论；给学生带零食；学街舞、流行歌曲；泪流满面地诉说自己坎坷经历……

　　“这个节目有明显的偏向性，带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既然母亲是这么通情达理、开朗豁达、人见人爱的一个人，为什么母女之间还会有难以跨越的鸿沟呢？镜头前的她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一位观众在自己的博客里提出疑问。

　　他们演戏，我们看戏

　　到了第３期《老孔变村官》，作为省委督办专员的老孔不再和人互换社会角色，而是独自当起了村民小组组长。制作方的解释是：“谁跟老孔互换呢？一个村民组长去当老孔的省委督办专员吗？这会多么怪诞？也许有人说，他喜欢看这样的怪诞效果，但这样的怪诞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然而，任远教授却说看老孔“变形”，“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如果不是有接受你们采访的任务，家里人早就让我换台了。”

　　这也让制作方大感头疼：“老孔越真实，一些观众越认为老孔在演戏。大概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厅局级干部不可能做到这个份上，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一些情绪和行为吧。但这确实都是真实的，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去证明这都是真实的。”

　　对于老孔的真实，制作方的一个证据是在片中他的粗口无所不在。“如果跟老孔接触多了，你也许会不知不觉感染上他的粗口毛病。”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想把这些粗口剪掉，但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他的粗口实在太多了。”

　　对于这种真实，任远评价：“湖南卫视的创新精神值得称赞，这个节目结合了真人秀和纪录片的手法，在设定了具体环境的情况下，让参与者自由发挥，但正是这个原因，使它区别于真正的纪录片，充满了人为的因素。”

　　程刚也坦承，节目在许多地方有引导的环节，“如果任由其发展，短短７天可能会变得平淡无奇，或者是方向偏离了我们的想法。”

　　据他介绍，在做每一期节目前，项目组（湖南卫视内部说法）都要事先给出他们想要的主人公的特征，然后再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被外界批评充满虚假的“大团圆”的结局，节目组也是由于考虑到了社会反响。“我们完全有能力将节目引导到一种更冷峻的人性袒露的境界，但事实上是不可能像国外那样去做的，毕竟节目还有社会教化的作用。”

　　于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局面产生了。为了跳得优美，节目组可谓煞费心机，动用了ＤＶ、偷拍机和红外线拍摄技术等，他们在烈日下、在深夜里轮班追逐拍摄对象。当制作方在网上写下自己是如何如何辛苦时，一位网友评价道：“这只不过是为了在道德教化前提下，能尽量满足观众的窥视欲望和畸形的愉悦心理。当高占喜上飞机后不认识湿纸巾和液晶电视时，有多少观众会为他的贫困而难过，我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比下的心理满足吧？”

　　“这就像美国的大片，为了讲述一个美好的道理，动用各种抓人的娱乐元素，或者像《读者》，用优美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其实你早已知道的人生道理，让你再次唏嘘感慨一番，电视台、观众、广告商都皆大欢喜。”

　　更有不客气的评论说，《变形计》迟早有一天要发展到“换妻”的地步。其实，李泓荔还真有过这样的想法。今年世界杯期间，她就想进行两对夫妻互换，让不爱看球的妻子或丈夫，被新的“另一半”培养成球迷。

　　“我想在重大的时事背景和新闻事件里面寻找小人物，通过让小人物互换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任务，折射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事件的‘门内窗后’。”在《变形计》制片人手记中，她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