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每天早晨各报新鲜出炉，新闻铺天盖地；“龙虎新闻中心媒体扫描”精挑细选，为您送上每份报纸当日精华——小编遍观今日的《都市文化报》，A2版一条题为《中国还需要启蒙吗———苏州独墅湖图书馆一场学术报告会的解读》的报道值得向您推荐。以下就是该报记者高剑、赵磊、吴笛人的报道——

　　１１月１１日的演讲，通过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回顾，陈教授认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鉴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积累而成的文明成果，比如民主，比如科学。

　　“这恐怕要寄希望于教育的发展。”陈乐民教授说，“至少在目前看来，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

　　虞梦很生气！

　　“幸亏我没有去读什么狗屁大学……”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１日晚上，从苏州独墅湖图书馆二楼的学术报告厅出来，她就忍不住发泄不满。愤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三天后，她在她的关于这场学术演讲的工作总结中，依然引用了这句略带粗俗的评价。

　　虞梦是此次演讲的组织者之一。

　　不满并非针对学术报告的演讲者———资中筠和陈乐民两位教授———前者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后者则致力于欧洲史的研究；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涵养，儒雅而内敛，温润而谦逊。

　　演讲的内容也经过了精心选择。资中筠教授的《西化与尊孔——评当前的尊孔读经活动》，陈乐民教授的《中国还需要启蒙吗？———从欧洲启蒙运动谈起》，聚焦热点，切合时局。如果仅仅从上座率来考量，这无疑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学术演讲——临时安排的加座挤满了报告厅的各个角落，一些听众不得不站在演讲门外。

　　在虞梦看来，一切都尽如人意，惟一的缺憾是，“遇到了一群糟糕的听众。”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评价。尤其是对这些来自苏州独墅湖图书馆周边八所知名大学的学生们而言。如此的评价与社会寄予的期望，有着巨大的落差。

　　“正是对他们期望过高，所以当他们表现出低劣的素质时，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作为一家美国在华企业的战略专员，这位苏州姑娘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会议。丰富的经历使她非常了解参加国际性会议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

　　“看到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这些未来中国的社会精英，竟如此缺乏基本的礼貌和涵养，我觉得悲哀。”虞梦如此感叹。

　　大学，教会了什么？

　　女人不会忽视细节。虞梦也一样。

　　事实上，令虞梦生气的，都是些琐碎、常常会被人忽视的细节。在自己的工作总结中，虞梦如此抱怨道：

　　在登记时我们反复提醒同学们字要写得清楚些，但很多同学们还是把登记表当作了签名簿。最后当我们因为无法辨认这些字体而很吃力地念这些名字时，又遭到了同学们的“指责”。

　　在报告开始前，我请听众把手机关闭或调到震动状态，并且不要在报告中交头接耳。然而，报告中还时有悦耳的彩铃响起，并有激烈的讨论声与教授的报告“呼应”。

　　在报告的问答时段，我只模糊地记得有一位同学先向学者表示感谢，再提出问题。而知道中国字里还有个字叫做“您”，是用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的同学更是寥寥无几。

　　在我还未来得及宣布报告会结束时，已有些有“要事在身”的同学们大模大样地退场了。到我宣布报告会结束时，又有一大拨同学立即起身要走。我意识到我忘记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请同学们让教授先退场”。

　　“如果仅仅是礼仪上的缺失，或许还可以原谅。”虞梦说，“但显然，这些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毛病，让我们相信，他们缺少的不仅限于基本的礼貌。”

　　为了给那些来听报告会而忘记带笔的听众们提供方便，苏州独墅湖图书馆在签到处提供了免费的笔。“我们几次提醒大家，在报告会后将笔还给我们。”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会后清点时，这些每只价值仅一元的圆珠笔，“少了三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那些免费提供的矿泉水。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瓶装矿泉水，可以免费领取。我们除了在显眼的位置贴了一张友情提示：‘请珍惜每一滴矿泉水。没有喝完的水请随身携带，空瓶请放到空瓶回收处。’在报告会前也提醒了大家。”但结果是，报告会结束后，空瓶回收处的垃圾桶里只有十几个空瓶，而报告厅的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到处散落着喝完和没喝完的矿泉水瓶。

　　“我只能相信，这些随手丢弃瓶子的孩子们，要么就是懒惰，要么就是缺乏社会公共服务意识。除了这两点，还能有其他的原因吗？”尽管报告会结束已有一周的时间，虞梦仍耿耿于怀。

　　“我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让人不满意，有的学生也很懂礼貌，也很遵守秩序，”虞梦说她不想因此表扬他们，“提前１５分钟入场；预约了不能来的打电话取消；有秩序地安静地离开会场；离开时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这些是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礼貌，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

　　“有人会认为我太挑剔了。”虞梦说，“或许吧……但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到，高等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挑剔，给予了什么？

　　的确有人觉得虞梦过于挑剔了。

　　１１月１１日下午，在第一场演讲开始之前，已经有人口出怨言。

　　“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们会管理吗？”一位没有预约的听众被拒之门外后，大声地发着牢骚。被这位听众视作“迂腐而且呆板”的规定，是这次报告会严格执行的预约制度。

　　虞梦说，按照规定，听众需要事先预约座位，“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没有预约的只能先行登记，而后在会场外等候。“报告开场前５分钟，我们会根据场内的座位情况，安排这些没有预约者入场。”虞梦说。

　　“我是来听报告的，从来都不要预约，你们怎么这样？”有学生当场提出了抗议。
　　“以往的报告会，我们对预约制度的执行并不是非常严格。可能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我们所注重的，是尽可能使多数人得到接受知识的机会。所以，无论预约与否，我们都愿意接纳他们。”苏州独墅湖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林蓉说，“这一次主要是和企业联办，我们尊重对方的意见。他们想让整个流程井然有序，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

　　“我们此前也曾犹豫过，是否采用预约制度。但后来还是决定用。第一个原因，这样做更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会务管理规范化；第二个原因，我们认为习惯是可以培养的。也许第一次大家会不习惯、不适应，但坚持下去，好习惯也就养成了。”虞梦解释说。

　　规则的制定相对比较容易，但执行起来难度却很大，尤其是遭遇大规模抵触情绪时。

　　１１月１１日演讲开始前，虞梦就面临了这样的挑战———在开场前８分钟的时候，有些学生开始抱怨：你们都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了，管理太差了。与此同时，有些同学开始离去———是坚决执行，还是临时放弃？

　　虞梦和林蓉选择了前者。“既然制定了规则，就应该遵守。”虞梦认为，如果放任未预约者享受预约者同等的权利，不仅有失公平，还容易造成大家对规则的漠视。

　　写了《正义论》的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过：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机会均等权利是需要由契约的执行来保证的。”在虞梦眼中，预约就是一种契约，“我们不能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就放弃正确的做法。遵守规则，履行契约，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更需要培养这样的意识。”

　　事实上，在第二场演讲开始之前，虞梦所言的“意识培养”似乎起到了效果。与第一场演讲前的骚乱相比，现场秩序好转了很多。很多学生早早地来到了现场，自觉登记、排队。

　　几个小时前的亲身经历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果制度约束能够使特权失去存身的土壤，遵守规则就会成为了大众的必然选择。

　　我们有漫长的路要走

　　仅仅有如此的感受，距离陈乐民教授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仍很遥远。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前所长，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欧洲问题专家。在他看来：“欧洲体现的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也不限于政治的或经济的概念，而尤其是一种文明的概念。在研究欧洲时，我内心里时时想到的总是中国，我晚年研究的命题便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最终关心的正在于此。”

　　１１月１１日的演讲，通过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回顾，陈教授认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鉴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积累而成的文明成果，比如民主，比如科学。

　　“这恐怕要寄希望于教育的发展。”陈乐民教授说，“至少在目前看来，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

　　他不愿去批评学生的失礼，“问题出在教育本身。学生们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也是小节。教育的大问题不解决，就是方向性的问题。”

　　“至少现在看来，我们有漫长的路要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