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每天早晨各报新鲜出炉，新闻铺天盖地；“龙虎新闻中心媒体扫描”精挑细选，为您送上每份报纸当日精华——小编遍观今日的《都市文化报》，A2版一条题为《一个女人和一段历史真相的追寻》的报道值得向您推荐。以下就是该报记者杨冰莹的报道——

　　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城警钟长鸣。

　　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在南京城的上空，也揪紧了每一个人的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3000名社会各界代表及外国友好人士正在参加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悼念南京30万同胞遇难69周年。

　　人群中，有一支来自加拿大的摄制组。他们正在着手拍摄《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纪录片，这一时刻的镜头，正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见证。

　　14日下午，摄制组一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多伦多史维会

　　刘美玲，英文名Flora Lau，一个美丽而知性的女子。

　　她身兼数职，既是“多伦多史维会”副会长，也是《张纯如》纪录片的摄制统筹。12月6日，她率领一支名为Real To Real（真实到真实）的摄制组来到中国，辗转于上海与南京，为明年三月的正式拍摄做前期准备。

　　除了她，随行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她既要安排剧务，又要兼翻译，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在自己的同胞和外籍工作人员间沟通。

　　刘美玲出生于香港，在加拿大读书、长大，主修室内设计和电脑专业，十年前开始接触公益事业。2005年，她干脆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做义工，“因为生活还可以。”刘美玲解释：“而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智障的孩子，护理院的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

　　刘美玲说，在加拿大，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做义工，不拿一分钱的报酬。比如她的同事———“多伦多史维会”的创办人王裕佳。

　　“多伦多史维会”如“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旧金山史维会”一样，都是主张维护世界公义、昭彰日本侵华暴行的团体。加入该会的大部分都是热心的有正义感的海外华人以及当地的志愿者，刘美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裕佳的职业是家庭医生。作为华人，当他看到在西方社会，许多人只了解欧洲的二战历史，即便是研究历史的博士，对于日本在许多亚洲国家犯下的滔天罪行却一无所知，深感遗憾。他创办“多伦多史维会”，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他们为之努力，并说服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厅同意将“南京大屠杀”写进教科书。

　　由于日本对加拿大影响很大，加拿大各大学中的不少研究课题都是由日本方面提供资金支持，所以一开始，“多伦多史维会”的想法根本没有人理睬。2004年，王裕佳和刘美玲等人组织了20位加拿大历史教授来到中国的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让这些西方人直接面对最真实的史料：战争遗址、大屠杀的幸存者等等。

　　2005年9月，在多名教师和教育局工作人员以及“史维会”的努力下，安大略省900多所中学都把“日本侵华”作为历史必修课程。

　　拍摄《张纯如》纪录片，也是一年前就开始筹备的。

　　“张纯如是全球华人的楷模，也是王裕佳的好朋友。”刘美玲说。为了纪念她，“史维会”成立了张纯如基金会，并筹资拍摄一部《张纯如》纪录片，将在全世界播出，以宏扬张纯如勇往直前追求正义的精神，以及她让西方世界了解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的巨大贡献。

　　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以写《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而知名。

　　1997年，该书在美国出版，连续三个月攀上畅销书排行榜，再版了15次，印量达50万册。因为此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数量为零，欧美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这本书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轰动了世界。

　　张纯如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她的父亲张绍进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母亲张盈盈毕业于台大农化系。后来双双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继之应聘到伊利诺大学。

　　张纯如就读于伊利诺大学计算机专业。但20岁那年，她放弃了马上到手的计算机学位，改学新闻，在芝加哥做了一年记者后，又到约翰霍普京斯读硕士，然后开始写书生涯。

　　张纯如的外公和舅舅都喜欢写作。在她年幼时，外公就多次对她说过自己的南京经历，这使得她在成年后致力于探求“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最初在美国的一些图书馆里，张纯如找到了有关南京暴行的零散资料。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其中主要史料，是发现德国商人拉贝的日记。

　　1995年酷暑，27岁的张纯如只身来到南京，走访“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

　　她首先找到了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孙宅巍教授，并在孙教授以及其助手杨夏鸣的帮助下，先后采访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刘永新等人。她说，他们的证词同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他们各自日记中的描述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她为所有的幸存者录了像，并详细询问了当年的具体情况和细节。之后，又飞往台湾，采访生活在台湾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搜集资料，整理出“南京大屠杀”的脉络。

　　张纯如在书中写道：“我的结论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为，并不是危险民族的产物，而是一个危险政府的产物。”

　　尽管张纯如的书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然而，张纯如所从事的事业在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一项孤独者的工作。她起初把该书当作“我的祭文，献给南京数十万湮没于世的坟墓”，但“最终，本书却成为我个人对人类阴暗面的探索”。

　　2004年，张纯如因长期接触血淋淋的史实而不堪重负，自杀身亡。张纯如的死震惊海内外。

　　《人民日报》曾发表驻联合国记者邹德浩的长篇报道：《悼念华人作家张纯如：死比生让人学到更多》，称她为“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尊敬的伟大女性”。

　　她逝世时年仅36岁，令所有的人痛惜不已。

　　虽死犹生，张纯如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得知“史委会”要拍摄《张纯如》纪录片，加拿大、美国及中国香港的善心人士纷纷捐资。在美国的张纯如父母得知后，也很欣慰，“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此片的期望值很高。”

　　抢拍“南京大屠杀”

　　此次南京之行，刘美玲称自己“感受到了张纯如的心路历程，很敬佩她，她很勇敢。”

　　这段时间，他们初步拍摄了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历史遗址、采访大屠杀幸存者，访问当年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时所接触过的人。

　　“现在的幸存者不太多了，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刘美玲说，该片资料搜集工作在一年前就已开始，今年7月18日曾到南京初步踩点，而具体拍摄工作将放在明年3月。明年底南京大屠杀70周年，及张纯如撰写的《南京大屠杀》面世10周年时，该片将在全球公映，也会作为历史教学之用。

　　这部纪录片由加拿大人执导和制作。“由第三方执导，更有公信力。我们不干预他们，由他们独立完成。”

　　而与此同时，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都在抢拍“南京大屠杀”影片。

　　美国在线（AOL）副总裁莱恩塞斯，斥资2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摄制队，并请来曾获得奥斯卡奖的导演古滕塔格，执导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电影《南京》。目前影片已经拍好，正进行后期制作，预计在明年上映。

　　莱恩塞斯两年前在加勒比海一艘游艇上享受假期时，翻看旧报纸，偶然看到张纯如的讣闻，令他想起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里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二话不说，决定将这段史实搬上银幕。

　　莱恩塞斯形容这出电影是为爱而奉献，最初没想过要赚钱，但现在他觉得这部电影极有可能令他赚大钱。一来影片制作成本不高，二来中国市场庞大，至少有数以亿计潜在中国观众作后盾。片中还有一个英雄是德国商人拉贝，故此莱因塞斯相信还会吸引德国人，甚至日本人和基督徒也会入场观看。

　　除了莱恩塞斯外，中国导演陆川和唐季礼也正拍摄同类题材电影。

　　但由美国人约瑟夫筹备10年时间拍成的《南京梦魇》已抢先一步，在美国试映。

　　约瑟夫25年前初次读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无比震撼，他花了很长时间搜集资料，原本打算出书，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他改变主意，改为制作纪录片。《南京梦魇》2005年开拍，整套纪录片花了他近10万美元的积蓄，拍成120分钟，最后剪辑成77分钟版本，日前在美国举行50多场试映，座无虚席，观者相拥而泣。

　　该片的中文版制作人吴海燕女士称，为了翻译和制作中文版，她前后观看这部令人震撼的电影有数百遍。“在工作期间，我晚上经常会做噩梦。每天晚上在梦里经历的就是纪录片的内容：屠杀、鲜血、奔跑、追杀、恐惧，火烧村庄和城市，歇斯底里的哭叫和日本人的狂笑，醒来全身都是汗。”

　　日本人的回应

　　12月9日，《华尔街日报》刊载了对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专访。

　　在美国檀香山寓所接受访问的村上春树称，他撰写《发条鸟年代纪》时，才知日俄战争“诺门罕事件”真相，深为骇异日本军的作为，且不解此事在历史上“不负责任地被忽略”。

　　村上表示，日本教育体系也不教中日战争这一段，老师不愿背负“打开潘朵拉盒子”之责，“害怕来自家长和行政系统的责难，这也是他本人在高中的经验。历史课上到大约1925年后的史实就忽然不教了，老师对大家说‘其余部分请同学自己读吧’。”

　　有评论指出，中国和韩国屡屡批判日本对二战行为不肯负责，尤其是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因为日本人对二战的反思和德国人因纳粹而忏悔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日本不应该企图掩盖历史真相。

　　目前，《南京》尚未上映，但日本方面已坐立不安。

　　12月9日，日本《产经新闻》在头版以大字标题，斥责美国“拍反日电影”，指该片“虽然声称是纪录片，但剧本却根据以‘反日史观’著称的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担心电影会激起国际间的反日情绪。

　　同时，随着《南京梦魇》在美国的试播，有一些日本人已经开始攻击此片，制片人约瑟夫称受到威胁。

　　而刘美玲及其“史委会”的行为也一再地引起了日本的高度注意。

　　对此，刘美玲很平静，她说：“拍纪录片不是为了制造仇恨，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人们并带来和平。日本应该学习德国，承认所犯下的这些罪行并为之支付代价。隐瞒是可耻的，而承认真相将获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