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霏:半个南京人在意大利
那天,在从浦东国际机场开往南京大巴上,一个女孩兴致昂然地问我:“姐姐圣诞夜怎么安排?”她真诚热烈的眼神让我无法实话实说,只是说“还没有定呢。”
其实,我是不过圣诞节的。
有意思的是我一圈要好的朋友,中国城市中的所谓中产阶级,做着经常出入国门和洋人打交道的工作,却好象都不过圣诞节。巍用嘲笑的口吻说起她妹妹今年平安夜在南京某迪厅的遭遇:门票一百,三个年轻人爽快地掏了三百进去,发现最低消费每人八百,愤然退出。“二五吧,白白交给人家三百块,还帮人家腾出地方赚更多钱。”巍直摇头。琪说,他觉得那些过圣诞节的孩子很可怜。我倒不赞成他们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你自做多情地可怜人家什么呢,有人愿打,有人愿挨,有人赚到钱,有人买到开心,各得其所,挺好的啊。
其实不管是巍还是琪,我们这一拨文革后期出生,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而逐渐长大的,有几个会真正的和圣诞节毫不相干呢?
仔细想起来,我可能还是文革后最早对“圣诞”二字感兴趣的人群中的一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夜晚,正在中学冰冷的教室里埋头做习题,几个同学大声说笑着走进教室,炫耀地宣称他们刚从教堂过圣诞节回来。他们绘声会色的描述让我在第二天中午放学时走进了街边那个路过无数次却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小教堂。教堂不大,却因安静而显得空阔,冬天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投射在简陋的祭坛上,那种神秘肃穆的氛围是如此陌生和新鲜,足以让十几岁的我激动,同学描述的头一天晚上祭坛前神圣的弥撒,烛台上摇曳的光影,管风琴悠扬的声音,还有在那个食品不算丰富的年代里很具诱惑力的免费“圣餐”仿佛都历历在目了……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在南京的一所高校里忙于初恋。虽是初恋,回头看看也平常,只是很偶然的在某一瞬间对某份热烈的追求动了一下心,然后就学别人的模样谈恋爱。记得当时很认真地决心给男朋友买一份圣诞礼物,跑遍了南京的所有大商场后,用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条“银利来”的领带。开放之初的中国,“金利来”这个如今早已势微的品牌也一度是男性高贵优雅形象的代名词,出现一个对之效颦的“银利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我把领带拿出来的时候,接受礼物的人有点惶恐。他也早就宣布要送我一件礼物的,呵呵,狡猾,那也算礼物么?他送给我的是他的初吻,顺便也没收了我的。一九八九年的平安夜,两个青涩的年轻人笨拙地交换着他们的初吻,我当时仿佛很不在状态,偷偷睁眼看了一下宿舍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心里嘀咕:这就是书里面写得神乎其神的接吻了?好象没那么神啊。
那天晚上在校园的门口,学校中文系合唱团开了一场露天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合唱团的团员们都穿着很不浪漫的军大衣,他们唱的歌曲也大都是《半个月亮爬上来》《洪湖水浪打浪》之类与圣诞无关的歌曲,但那种氛围却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所有圣诞节中最接近圣诞节本质的。合唱团员们秉烛而歌,烛光里他们青春的面孔上闪烁着圣洁单纯的光芒,那些带着时代政治色彩的歌曲,在他们真诚的演唱里有着赞美诗般的虔诚和纯净。
那晚我逃了一节选修课。听说,那位博学而幽默的主讲教授那天对到课率之低很不满,说:“圣诞节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瞎起哄……”当时我对此话很不以为然,彼时我们以为西方就意味着新潮进步与优秀,正以满心的好奇与热情积极拥抱来自西方文明的一切。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为当时幼稚的观念感到羞愧。
工作以后在南京的几年,平安夜里也约了朋友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只记得好象那些场所的物价水平一年比一年高,人头一年比一年挤。九十年代后期的某个圣诞夜,当某迪厅的服务小姐说包厢的最低消费是两千元的时候,身边某男断然说:“太贵,我们坐大厅。”那时某男少年得志,成为全体人民中少数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中的一员。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的感慨,他说,从前自己没钱时不敢说东西贵,怕会被人瞧不起,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如今有钱了,总算可以面对这种明显宰人的行为说不了。那个圣诞夜的选择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空前满足。
去了欧洲,在那块最早长出圣诞节的土地上,才体会到东方与西方,圣诞节的内涵和外延都如此不同。在欧洲,圣诞节首先是属于宗教的,街头的装饰里除了那位背着大袋礼物的白胡子老人,也经常有耶稣在马棚中诞生的场景,甚至在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南欧国家人们还会演出一些宗教故事;到了东方,就只剩下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站在街头替商家招揽生意了。其次,欧洲的圣诞节是属于家庭的,平安夜去蹦迪这种把圣诞节过成了狂欢节的过法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欧洲的圣诞节前夕,街头巷尾流光溢彩灯火辉煌,商店里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还有专门的圣诞市场出售各类土特产和工艺品,可一到平安夜那天下午,商店饭店统统关门,圣诞市场也拆了摊子,人人都赶着回家参加家庭聚会,一年当中难得有这样三代或四代同堂晚餐的机会。某年一群同事到奥地利去过圣诞假期,平安夜的维也纳街头,连营业的饭店都很难找到,最后在灯火通明却人迹罕至的街头找到一家开着门的麦当劳,于是他们那年的圣诞大餐的内容就是巨无霸汉堡……
我在欧洲过了两个平安夜。和同事们吃过自己准备的丰盛的晚饭,余兴节目就只有看电视了。大多数频道都在直播教皇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做的圣诞弥撒,教堂前广场上人山人海,贝尼尼设计的大柱廊在夜色中更显得巍峨壮丽,比起我少时想象的中国南方小城教堂里的圣诞弥撒不知道气派了多少倍。可我不是教徒,对弥撒的内容似懂非懂,其冗长的仪式令我有点昏昏欲睡。弥撒结束后,一个频道放起了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这才重新点燃我的情绪。后来才知道,圣诞节看《胡桃夹子》也是这百把年来西人过圣诞节的传统内容了。
这才想起很多年前教授的那句话,“圣诞节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宗教内涵与我无关,那就取其在亲情方面的形式吧,于是圣诞节前后飞回中国看父母成了我这几年来的固定节目。前年正好在平安夜到达南京,朋友到火车站接了我之后牢骚不断,因为她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安静舒服且价钱公道的饭店给我接风。她说“拜托你以后不要在这个日子到达。”所以去年干脆在平安夜登上飞机,飞过北欧洲深邃的夜空时,我拉起了窗板,可惜,并没有圣诞老人从我的窗外飞过。
这就是我和圣诞节的“疑似关系”,仿佛相关,仿佛无关。但我并不反对中国的年轻人们在每年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夜里到某处尽情狂欢。有钱有时间有精力,找个借口让自己高兴高兴有什么不好呢?前些天碰到一个在加拿大留学多年的“海龟”,他说他们当年在加拿大是把圣诞节当春节过的,因为真正到了春节的时候要上课要打工没时间聚会。又遇到一个在南京当了妈妈的朋友,她说自己并不在乎什么圣诞,却会给孩子准备一份礼物让孩子有份惊喜。就是么,节日只是个符号,一个让人可以放松一下高兴一下的理由,一个让人可以表达亲情与友情的机会。圣诞节,过不过或者怎么过都没关系,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好,只要不管有节日没节日的日子你都过得舒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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