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霏：半个南京人在意大利

　　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放假回乡，高中的旧同学聚首笑谈大学新生活中的轶事，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说，开学的第一堂课，教授问罢新生们的籍贯来历便说，中国北方的城市往往豪迈大气，南方的城市通常精致婉约，也有一些城市因为不南不北因而变得不尴不尬不伦不类，既没有北方的粗犷也没有南方的精细，教授说，“比如南京”。那时，我刚到南京数月，对这座城市所知甚少，对这样的断语也无从判断，只能一笑了之。

　　时光荏苒，不觉间我在南京居住了八年之后又与南京“岁岁有约”了十年。十八年后，“不南不北”的南京留给我的印象是“亦南亦北”“包容并蓄”。

　　当初下决心留在这座城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语言上没有隔阂感。南京并非没有方言，但是南京话虽说有点俗有点土，可不管是南人北人，但凡听得懂普通话的外地人，在南京问路或购物都不会有在上海或者广州那种满头雾水四顾茫然的感觉；稍假时日，也开始操着垮垮的调子说几句“烦不了”或者“真是不能急了”之类抒发感情，并不曾因为口音不地道而被街头小贩欺负，便也几乎忘却自己的外地人身份了。最近才从网上知道，原来六朝之前的南京人是说吴语的。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大量的中原移民带来的所谓“雅音”，才使宁镇地区的方言由纯粹的吴语变成了“南京普通话”。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连方言都能变化得如此彻底，可见南京自古就是包容的。

　　有人说南京包容的性格有其先天性。不南不北而又“滨江依淮近海”的地理位置，使南京受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影响，融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江河文化与江海文化为一体，更孕育了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使中华文化得以和更多不同的文明碰撞和交融。

　　在我看来，南京的包容更多的源自于后天的命运，源自它古老沧桑的历史。记得《金陵晚报》上有文章说，南京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称有44个，这在全国恐怕都很少见吧。每一次地名的变化，往往都联系着改朝换代荣辱兴衰。如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六朝金粉，实际上是刀光血影中不断上演的颠覆与再颠覆的悲喜剧。大悲大喜，悲喜相续，历史在这里翻过的每一页都过于跌宕，每一页又翻得过于急促。雄才大略的孙仲谋定都南京刚刚五十年出头，其鼎立争雄的伟业就变成了“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悲剧。东晋的繁荣勉强维持过了百年，而南朝宋齐梁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七十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金粉”背后，是多少战火硝烟多少生灵涂炭。隋灭陈之后，隋文帝为破坏所谓的“金陵王气”下令“建康城邑平荡耕垦”。刘禹锡只会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不知有多少寻常百姓的家早在战火中化为灰烬，那些百姓家檐下的燕子，又不知该驻足何方。之后，“破城记”在南京一演再演，宋破南唐的金陵，清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一直到1938年1月那场大屠杀，南京一次一次经历灭顶之灾，一次次经历血与火的磨难。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繁华都市都在战争与灾难中沉沦甚至彻底毁灭了，化做了一段仅供后人想象和追寻的传说，南京却如同浴火的凤凰，在苦难中一次次的重生，一次次的繁荣。而每一次重生，都是一次人口的大换血与一次文化的大输血。“衣冠南渡”使北方话取代吴语成为南京地区的方言，而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官方语言并且被明清传教士作为标准中国话带到全世界的南京官话，如今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我有一位朋友的家里是抗战时迁入四川的老南京，他说他爷爷讲的“南京话”和他现在到南京听到的“南京话”大相径庭。在那场令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之后，大量安徽和苏北的移民填补了这个城市的人口空白，他们不但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带来了各自的地域文化习俗。饱经沧桑的南京正是在这样有几分无奈的命运中铸就了自己包容博大的性格。

　　也有人说南京保守。我觉得南京不是保守，一个有着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的城市不会是保守的。南京只是过于淡泊，过于知足。经过了过多的大喜大悲，见过了过多的繁华烟云，阅尽人间春色之后，这座城市变得闲适淡然，充满浓重的文人气。没有太高远的理想，也没有太大的抱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事情如今是大致与这座城市绝缘了，南京人似乎也不喜欢做风口浪尖上开拓创新的弄潮儿，他们更沉醉于日常生活中的情调与诗性，所以南京是平和的，雅致的。一样是怀旧，南京的怀旧就与上海很不同。上海翻箱倒柜望梅止渴地津津乐道于几十年前的繁华旧梦的时候，想着的是昔日重来再度叱咤风云；南京的怀旧似乎仅止于一种追念和凭吊，那些带着浓重帝都色彩的地名如御道街金銮巷午朝门也好，那些静静躺在风水宝地中的新的旧的著名陵墓也好，它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给南来北往怀古的人提供追寻旧事的线索，发几声书生的感慨而已，南京人日日与它们生活在一起，却从不把他们做为功利的坐标。有人觉得这样的性格未免有些迂腐，而我以为，雅气总是比痞气要好，平和知足也总比刁钻奸诈要好的。一个城市经历了千百年的坎坷磨难所形成的性格不是偶然的，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