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车腐败的新闻一直此起彼伏，公车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此前曾有新闻报道说，韩国汉城只有4辆“公车”，有论者用了“惊闻”一词：对于习惯了官车呼啸的国人来说，听到这样的新闻能不吃惊吗？国情不同，不好简单类比，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官车多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就不能不考虑行政成本和官风政风了。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现象也十分挠头，各地试点的公车改革受到鼓励当为旁证。不过，如果不分析一下公车何以泛滥到令国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如何解决公车这个问题恐怕很难有正解。

　　6月11日，人民网报道了山西省对官车立新规的新闻：地市厅级以下领导干部配置使用小汽车的上限标准为排气量2.0以下，购车价在25万元以下。可以想像，地方干部会深刻理解这个政策，努力靠近25万元这个上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为在这一类问题上，我们利用政策从来都是就高不就低。在这则新闻里，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数据值得回味：从2003年7月21日起，山西省开展了清理纠正超标准、超编制配备和使用小汽车工作。全省共清理纠正各类违规小汽车7453辆，共立案查处涉车案件137起，党纪政纪处分26人。也就是说，最后只有26人扛起了7453辆违规超标配备和使用公车的责任，并且还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种结果，可能就是所谓法不责众的最鲜明最直接注解吧。而在这种“举得高，拍得响，既不疼也不痒”的查处风格之下，如何能够扼制公车腐败？

　　违规超标配备和使用，然后拍卖作价。待风声过后，再违规超标，再拍卖作价。在26∶7453这样的不对等的责任承担机制下，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预料的。有多少资产在这样的循环之中被消耗，有多少行政成本被无端提高，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党风政风在这样的循环中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就难以准确考量了。

　　要说某些领导干部的屁股有多大有多金贵，从山西省刚出炉的整治官车的新规中可以反观：“领导干部一人使用两辆或两辆以上小汽车的，要将多占的小汽车立即退出。工作调动的干部，在调离两个月内将所使用的公务车交回原工作单位”。规定是针对现象而设的，这样的现象，岂不荒唐？更可怕的是，已经习惯于“公私一家”“物我两忘”的某些“公仆”来说，是不会产生一丝一毫荒唐的感觉。对于我们的惊讶，他们可能会斥之“莫名惊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