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事件在舆论的一番追问之后，深圳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个并不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而暂告一段落。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深圳有关方面在这一事件之后，“痛定思痛”，发起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拒绝网络毒品”运动，大有将“网络毒魔化”之势。由传言而成为公共舆论监督对象的“妞妞”及其父亲，将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与网络传言联系起来，实在让人不安。

　　网络信息当然并不可全信。但是，网络这一媒体的特点，决定了完全阻断网络“信息”甚至是网络“传言”，势必会因噎废食，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强制性的措施最终将使网络凋蔽，群怨沸腾，这将是一场成本巨大收益甚小的举措。

　　网络不仅仅是获得信息的途径，更是了解舆论走向、了解民情的有效渠道。由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民众在其上面发言不仅路径少、难度大，而且被屏蔽的指数也大。因此，在网络上，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言，甚至就一些网络传言发表看法，这正是公共舆论形成的最有效的渠道。留下这一窗口，从网民的议论中，对决策者来说能够感受到公众舆论，看出人心的向背和民众的好恶，从而有可能作出更加合乎民心、更为合情合理的决策，这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仅从妞妞事件来说，如果没有“网络传言”，妞妞和其父亲李意珍副书记，就不会走上舆论的前台，成为公众监督的对象。因此，网络传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舆论监督路径的不足。而网络上，人们根据自己的怀疑，根据有限的信息对某些“人”和“事”的质疑，是有着基本的合理因素的。对这些怀疑能否给予足够的重视，则是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这让我想起了另几则新闻。

　　8月4日，一度曾引起轰动的四川雅安公安局局长李海自杀案现在有了结论：李海收了黑社会钱财，最终自绝于人民。先前关于身患疾病，对工作缺乏信心的说法不攻自破。李海身亡后，各种说法不迳而走，多家媒体从各种渠道侧证，李海的“非正常死亡”大有蹊跷，根据常识来判断就不符合逻辑。《南风窗》等媒体对此做过深度调查，以丰富的材料、细致的调查、富有逻辑力量的推理，为我们揭示出了李海之死与当地黑社会着复杂关系。其间，各种传闻在网络流布：甚至有消息说李海未死流窜云南，惹得公议纷纷。此次李海收了黑社会钱财的说法，还是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张学忠在一次公安系统的表彰会上“不经意”地透露的。

　　李海当初“跳楼”的消息一出，舆论即为之哗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有关部门还是“采信”了其遗书的说法，迅速将其入土为安、盖棺定论。如果说这是权谊之计的话，那么在真相大白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实情，如此一味地漠视社会公众的质疑，并不明智。联想到黑龙江的“宝马撞人案”、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案等有关部门的处理方法，都不禁让人感叹不已。虽然舆论一度将“宝马案”与黑龙江省前人大主任韩桂芝联系起来，有关组织部门也出面澄清，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现在韩因违法乱纪已被双规，而主审苏秀文一案的法官收受钱财也被查清，可见，舆论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余小平自杀一案，迷雾重重，在经过近一年调查之后，才公布了其违纪的一些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不能令人信服，舆论依然为之沸腾。再追溯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于11月1日在该县青竹湖高尔夫球场内，因电瓶车发生意外受伤死亡后舆论对其是否因公殉职的议论，都证明了群众对官员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有关部门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危机公关，仅仅一味地息事宁人、遮丑掩羞的话，只会加重这种危机，导致舆论越发偏执起来。

　　事实证明，虽然不能绝对，但当群众对某些“事件”真相的怀疑蔓延成舆论的汹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总会有“水落石出”的结果。尽管在事发当初，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各种各种的信息总会迷离人们的视线。上述几起典型的个案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实事求事、顺应民意地给一些“事件”一个合乎实际的说法，那么，迟早会让某些部门处于被动和尴尬之中，而政府部门努力打造的公信力则在这样的尴尬中不轻意地消减!

　　值得欣慰的是，网络传言、群众“怀疑”的合理内核，已经得到有关高层的重视，比如，网上舆论不仅成为新闻媒体的重点关注，也引起了许多部门的重视。而中央巡视组把“民间故事”作为反腐败线索之一，则是尊重群众怀疑的“合理性”表现之一。当然，群众的“怀疑”多半是来自于直觉和判断，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导致“细节”失真，但是，群众的强烈“怀疑”，往往反映出事件的“表现”与“真相”之间有关较大的反差，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适时介入，通过公布相关信息进行解释和平衡，如果一味高高在上不管不问，势必会蕴出群众的“普遍怀疑症”来。你说什么我都不信，那政府的公信力又毛将焉附呢？

　　因此，对“网络传言”，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毒魔化”，必须对引起众议的网络传言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这些传言，就是打开腐败之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