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各级政府和煤炭企业要标本兼治,坚决防范煤矿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今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决定,辽宁省主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国强停职检查。全国将进行煤矿安全大检查,45家国有煤矿是重点。国家安监局升格为总局,专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务院还决定今年安排30亿元基建资金,支持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技术改造,主要用于瓦斯治理,并在煤矿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
我们正在尽全力填补有些千疮百孔的煤矿缺陷,煤矿矿难频发有多年来经济欠账的原因,大多数国有煤矿由于历史原因,经济上贫弱积年,在煤矿安全投入上显得捉襟见肘,现在的对策是国家加大投入,支持煤矿安全技改;没有一个独立的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对煤矿安全监管力度不够,于是国家安监局升格,专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不是说“矿工人命贱如水”么,国家拟出台规定,对伤亡员工的赔偿额度最高可达20年当地平均工资;不是有些官员没有尽到职责,加剧了矿难中的人为原因么,对一位副省长的处理表明了中央的决心;这些举措是对煤矿旧有沉疴的“经济补账”、“管理补账”,其实效如何,还有待时日。
不过,在一系列补账中,别忘了更关键的“制度补账”。我们有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国有煤矿不能“脱行政化”,那么所有的问题也许会在一次次的大规模整改中得以缓解,但不会被根除。
中国是个能源紧缺的国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强,专家们更普遍预测今后几年煤炭需求会继续上升。但大多数国有煤矿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账,中国上万家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所开采的,大多为深置于地下的“井工矿”,常伴有较高瓦斯含量,要确保安全势必成本大幅提高。更严峻的是,众多老牌国有煤矿企业既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又肩负赡养老职工、保证就业等多重责任,经济实力相当有限。
煤矿市场前景看好的趋势,使得地方政府和国有煤矿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支出冲动”,即加快煤矿资源的采集和挖掘速度,争取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而国有煤矿的“投入冷却”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经济势力的有限性使得国有煤矿只能把宝贵资源倾斜在“挖更多的煤”中,即使它们不愿意这么做,地方政府也会在背后促使他们这样做,要知道,每一吨煤矿换来的都是利润、GDP呀。
如果国有煤矿不进行产权改革,不向市场更彻底地开放,不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外资与民资进入,国有煤矿继续垄断煤矿资源,也承担了所有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由于“政府办经济”的思路还在沿袭,煤矿被一些地区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支柱,国有煤矿没有实现资本和产权流动,企业离真正的市场化依旧遥远。结果,就造成一种“漏斗”效应,政府对国有煤矿的手抓得越紧,国有煤矿的市场造血功能就像流沙一样从手指缝里流失得越快。最终,会导致国有煤矿成为“扶不起的阿斗”,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煤矿安全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深藏于水下的是整个煤矿管理的体制管脉硬化。煤矿对如此之多的伤亡事故保持冷漠,是因为一个垄断化的煤矿制度结构缺乏成本弹性,没有充分竞争就没有成本比较,人命成本就会被忽略不计,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煤矿演进历史所证明。
我们以为,政府在煤矿管理上,应当“抓小放大”,放弃“大政府建设大煤矿”的管理思路,应在多数大型煤矿企业实行“国退民进”,让外资和民资有更通畅的进入渠道;另一方面,应由政府集中精力进行安全监管,负责合理规划开发煤炭资源,避免非理性的“资源开发狂热”,做好煤矿的环保工作。
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收紧的拳头才有力”。中国市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只有众多国有煤炭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中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完善,才能建设起一个企业与政府的风险共摊机制,监管部门对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监督才能够真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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