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各级政府和煤炭企业要标本兼治，坚决防范煤矿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今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决定，辽宁省主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国强停职检查。全国将进行煤矿安全大检查，45家国有煤矿是重点。国家安监局升格为总局，专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务院还决定今年安排30亿元基建资金，支持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技术改造，主要用于瓦斯治理，并在煤矿实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
我们正在尽全力填补有些千疮百孔的煤矿缺陷，煤矿矿难频发有多年来经济欠账的原因，大多数国有煤矿由于历史原因，经济上贫弱积年，在煤矿安全投入上显得捉襟见肘，现在的对策是国家加大投入，支持煤矿安全技改；没有一个独立的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对煤矿安全监管力度不够，于是国家安监局升格，专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不是说“矿工人命贱如水”么，国家拟出台规定，对伤亡员工的赔偿额度最高可达20年当地平均工资；不是有些官员没有尽到职责，加剧了矿难中的人为原因么，对一位副省长的处理表明了中央的决心；这些举措是对煤矿旧有沉疴的“经济补账”、“管理补账”，其实效如何，还有待时日。
不过，在一系列补账中，别忘了更关键的“制度补账”。我们有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国有煤矿不能“脱行政化”，那么所有的问题也许会在一次次的大规模整改中得以缓解，但不会被根除。
中国是个能源紧缺的国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强，专家们更普遍预测今后几年煤炭需求会继续上升。但大多数国有煤矿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账，中国上万家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所开采的，大多为深置于地下的“井工矿”，常伴有较高瓦斯含量，要确保安全势必成本大幅提高。更严峻的是，众多老牌国有煤矿企业既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又肩负赡养老职工、保证就业等多重责任，经济实力相当有限。
煤矿市场前景看好的趋势，使得地方政府和国有煤矿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支出冲动”，即加快煤矿资源的采集和挖掘速度，争取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而国有煤矿的“投入冷却”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经济势力的有限性使得国有煤矿只能把宝贵资源倾斜在“挖更多的煤”中，即使它们不愿意这么做，地方政府也会在背后促使他们这样做，要知道，每一吨煤矿换来的都是利润、GDP呀。
如果国有煤矿不进行产权改革，不向市场更彻底地开放，不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外资与民资进入，国有煤矿继续垄断煤矿资源，也承担了所有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由于“政府办经济”的思路还在沿袭，煤矿被一些地区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支柱，国有煤矿没有实现资本和产权流动，企业离真正的市场化依旧遥远。结果，就造成一种“漏斗”效应，政府对国有煤矿的手抓得越紧，国有煤矿的市场造血功能就像流沙一样从手指缝里流失得越快。最终，会导致国有煤矿成为“扶不起的阿斗”，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煤矿安全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深藏于水下的是整个煤矿管理的体制管脉硬化。煤矿对如此之多的伤亡事故保持冷漠，是因为一个垄断化的煤矿制度结构缺乏成本弹性，没有充分竞争就没有成本比较，人命成本就会被忽略不计，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煤矿演进历史所证明。
我们以为，政府在煤矿管理上，应当“抓小放大”，放弃“大政府建设大煤矿”的管理思路，应在多数大型煤矿企业实行“国退民进”，让外资和民资有更通畅的进入渠道；另一方面，应由政府集中精力进行安全监管，负责合理规划开发煤炭资源，避免非理性的“资源开发狂热”，做好煤矿的环保工作。
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收紧的拳头才有力”。中国市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只有众多国有煤炭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中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完善，才能建设起一个企业与政府的风险共摊机制，监管部门对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监督才能够真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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