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与儿子埃德瓦的谈话中说：当一只甲虫在一要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的时候，它并没有觉察到这根树枝是弯曲的。爱国斯坦在这里想表达的确只是相对论的理论，不过，这个形象的比喻如果用在我们对现实的观照上，可能也会同样合适。2月27日，南京《金陵晚报》的一则报道不能不让人深思：一位先生到碟屋问老板有无《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影片，谁知话音才落，在旁边租借碟片的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嘲笑道：“现在哪还有人看这种片子啊，你真老土啊！”他们还揭出英雄牺牲的“真相”：黄继光冲锋时因被石头绊倒，所以正好倒在枪眼上；雷锋是因驾驶技术不行，出了交通事故……联想到那个几乎流传全国的关于懂存瑞炸雕堡的段子，不能不说，对英雄的戏谑居然能够成为一种时尚，是怎样的一一种不严肃和可悲的事情。如果我们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审视现实，那么，我们便不会发现，在爱国主义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很多人只是一只只顺着弯曲的树枝爬行的甲虫。

　　对先烈如此不恭，责任倒不全在孩子身上，大人们更应该反思，我们又做得如此？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先烈的情感有没有淡化？我们在强化孩子们爱国主义情感方面，有没有做到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光靠忧思，是根本不能扭转这一尴尬而危险的情势的。

　　对先烈不敬，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滑坡的体现。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感，或者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有再多的再严酷的法律，也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感的营造，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以各种方式建构。其中，国家礼仪器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以说，凡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民族，都应尊重本民族的礼仪传统，否则，一个民族就无从建立自己健康的内心，而一个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强茁的民族，就不会真正有未来。

　　最高尚的道德在国家礼仪中。国家礼仪，会以宏大的场面、严肃的态度、神圣的情感来感染、熏陶国人，并借助凝聚在国家礼仪中的诉求，凝聚民心，升华国家认同感，锻造民族情结。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国人，到天安门观看升旗时会热泪盈眶不能自己？道理就在这里。

　　然而，在国家礼仪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而“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缺失，就是一例，已经有有识之士提出了这一问题。据3月8日新华社报道，广东省人大代表孔令人教授就提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设立“阵亡将士纪念日”，并将其归入法定假日。

　　是啊，“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节日和纪念日，为什么就不能设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呢？”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日，每到这一天，国家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国民们则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洗礼。这种全民置身于其中的宏大的纪念仪式，是一种高效的民族情感粘合剂，比空洞的说教要有用得多也自然的多。

　　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在一次阵亡将士的国葬典礼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演说。他提出：“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能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陷入普遍的毁灭之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伯里克利认为，为国捐躯的英雄是“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辉的顶点”。

　　“顶点的光辉”应该永远烛照今人、激励今人。“自1840年以来，在中华民族为反抗外敌入侵而进行的历次自卫战争中，牺牲的先烈可以用千千万万来计数。”“这些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血洒疆场的将士，理应受到全民族永远的尊敬和怀念。”“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牺牲的将士们，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日子来纪念他们。”这可谓是说出了广大国人普遍的心声。此举不仅可以强化军人的职业荣誉感，还可以强化国人的国家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百利而无一弊！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国家将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以无数阵亡将士的生命换来的。借这股东风，设立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让在民族统一、国家解放、抵御外侵的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有一个自己的节日，让国人在这一天来寄托哀思、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情，实在是太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