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是一种事前的人为设计，无论是专家个人还是政府智库，因为存在着知识的局限甚至利益的偏好，均不可能保证事前的设计能够通过事后的实施，完美地解决其所欲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方案都是带有试错性质的，对关涉极广、变数较多的宏观政策就更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些争议极大、风险也极大、后果几可预见的微观政策，有关部门还是强行起飞，最终却又不得不在诸多压力下紧急迫降，那么就不能以“试错”来作挡箭牌了：试错的成本巨大，却又没人可为这个成本买单，这种近乎“责任空洞”的所谓“试错”，是当前改革过程中亟须防范的一种现象：公务员车改是这样，公务员强制带薪休假也是这样。

　　据7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浙江骤然叫停了以补贴畸高为特征的公务员货币化车改之后，另一个舆论非议甚烈的“新鲜事物”也宣告夭折：轰动全国的苏州强制公务员带薪休假制度，今年也已被暂停实施。“个中缘由，众说纷纭”，但在比对分析这两起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公务员制定的为公务员服务的“政策”，一开始都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强行推广的，但最终却是因为摆不平内部的利益分配、从而导致矛盾丛生最终不得不无奈终止。随之而来，一个问题人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在社会公众强烈的批评声中，这样的政策能够出台？为什么改革方案设计者的“预期”与“误差”会如此之大？

　　以强制公务员带薪休假为例，为了公务员的身体健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对公务员实行所谓的“强制休假”，休假期间除了享受正常的工资奖金之外，每天还有大约一百五十元的休假补贴。这种让非公务员错愕、不平甚至愤怒的福利，就是对公务员们来说起初也以为是“听错了”。不过，这项政策的终止，倒不是迫于舆论压力。舆论压力一开始就有了，有关部门不是立场坚定吗？这项以“冒进”始，以“叫停”终的政策，最后还是内部利益“摆不平”所致，这真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

　　就公务员的工资奖金来说，似乎并不令人羡慕，但由于公务员所享受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福利、白色和灰色的收入总和，却不能不让人艳羡。现在报考公务员之炽、进入公务员序列之难就足以证明。但是，在触及公务员利益的“精减队伍”方面，有关政策一直难以实施——因为来自内部的阻力巨大，但在对公务员有利的时候，政策却能够陆续逆舆论甚至民意而出台。廉政保证金是这样，货币化车改是这样，带薪强制休假也是这样，都带有“自说自话”的意味。

　　有论者指出，人类都有这样一个共同弱点：在利益面前，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向自我倾斜——所谓“胳脯肘不朝外弯”。当主要是公务员们设计出来的有关公务员的福利政策，就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和办法制约、防范或矫正这个弱点。具体到廉政保证金、货币化车改以及带薪强制休假等问题上，最有效的制约方式就是将其透明化、民主化，比如由中立的部门或组织举办专项听证会，让与此政策有关的各方群体代言人坐在一起，如贡献税款的代表（他们的意见最重要，名额应多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专家代表、一般公务员代表、官员代表、财政部门代表、有关企业代表等等，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或建议，经过平等、充分的博弈后形成基本共识的意见，然后在媒体上公布，再次征求公众的意见。这样，政策实施的压力会小得多，试错的成本也就会小得多。

　　有关部门在论证这些政策时，往往多是以专家提供的数据和思路为主要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而非数据和事实的运算。也因此，建立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方利益引入政策制定过程，才是我们时代的要求”。为保证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我们没有它途，只有更多地沟通、讨论，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听取不同意见，通过程序公正和社会参与的机制，防止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也防止由于专家集团的价值不一导致的决策失误。

　　任何一种方案的试错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轻率地、仓促地出炉。毕竟，试错方案都是有错误代价的，没有经过细致、认真设计、特别是没有让各方平等享有表达意见的方案，错误成本的几率会相当之大。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最佳的路径便是建构一个开放的、允许各方利益充分表达意见、并进行充分协商的政府决策过程。

　　从上述两种已被叫停的“改革”来看，其试错的最大成本之一就是忽视了民意的力量、有损社会公正。虽然因被及时叫停而使错误暂时被中止了，但后果已经产生，对这样的不良后果及其影响，需要做多少努力才得以消除呢？这样的成本，本来都是可以降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