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号上的《东方法治导刊》刊登了一起近乎离奇的案例，引起我了的关注。

　　2002年6月15日，广东湛江警方在海南实施抓获经济纠纷“案犯”雷某，在对其执行刑拘过程中，海南警方以对案件认定有误为由，“劫留”了雷某并将其释放。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内，湛江警方一直认定雷某涉嫌合同诈骗，对其网上追逃，而海南警方则坚持雷某只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人身自由应受保护。

　　这是一起说起来复杂但其实很简单的案例。湛江警方因为经济纠纷，绕开海南的的警方到海南抓人，被海南警方阻止后，就在网上追逃。在案件本身存在着极大争议的情况下，这起经济纠纷的当事人便生活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了：在共和国的法律环境下，他被圈定在海南一隅，出了海南，便触犯法律，成为被追逃的对象。只有在海南，他还能享受到“人身自由”，其实上，他“软禁”了，被悬置于法律之外。

　　说简单，只是因为它只是一桩普通经济纠纷案，说复杂，则是因为这起案件惊动了公安部，且在公安部的调停下，一直没有结果，两地警方僵持住了。法律是刚性的，尽量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有所偏差，但绝不至于产生如此难以“调停”的对立，因此，居然让公安部都难以调停，这样的案例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以我们的法律真的具有如此弹性，以至于以法律的运用和解释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了吗？这样的法律，必然是存在问题的，需要澄清的。因为这样的法律条款的存在，受影响的就绝不止雷某一人。如果说法律本身没问题，而是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有问题，那么，这个一拖三年导致当事人倾家荡产的结果，谁又能够负责呢？

　　我不是法律人士，不想对这起案件本身置评。如果是雷某确实犯了诈骗罪，那么海南警方的执意保护令人不解。如果不是诈骗罪，则湛江警方的穷追不舍的劲头令人生疑。问题的焦点在于对案件性质的认定。这也许是一件见仁见智的法律纠纷，但一个法治国家，本着对公民负责任的态度话，就不会悬而未决若此。因为这样，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轻慢，对法治精神的轻漫。

　　法治精神的本义是打击犯罪，一部良法应该是守法公民的保护伞。如果一个公民享受不到法律的应有保护，那么必然会对法律的正义性产生质疑。法律本身是刚性的，对法律的随意解释和解释显然有违法律的刚性精神，不利于一个法治社会的建立。因此，有关方面应该迅速介入此案，多方协调，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不能再让人悬置于法律之外，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有违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