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争议不断，国家版权局还是于本月10日发布公告，宣布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没承想，刚刚公布标准，广州卡拉OK经营业主为会员的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率先对此发难，公开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收费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表示“不是不愿交费，而是要交得明白”、“若接交费通知，协会将予交涉”。与此利益相关的各试点城市，如上海、南京、北京等则闻风而起，纷纷“暴动”，公开抵制版权局这一标准。

　　有意思的是，针对广州文化娱乐协会的声明，作为国家版权局下属单位的广州广州版则称，广州“K厅行会拒交版权费有理但违法”。一方说是违法，另一方则同样准备以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广州文化娱乐协会声称，如果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或中国音乐协会强行在广州地区开展收费活动，协会将诉诸法律手段解决。看来，收取版权费是有法可依的，但如何收取则是新生事物，围绕收费标准的法律依据，可从有多个角度来解释，这正是双方分歧的原因之一。上海行业协会公开提出的“十点意见”，则对收费主体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我们仍然对收费主体的合理合法性表示质疑，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目前的收费主体。”（据11月22日《东方早报》）如果说广东方面的抵制是见招拆招的话，上海方面则更显得有理有据：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现正处于筹备阶段，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在未完成登记获得国家民政部批准的情况下，尚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不能进行包括制订收费标准及开展收费等相关活动。有广东打头炮，上海、北京、南京等试点城市纷纷响应，甚至是同声共气地与版权局叫板，这种局面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其它城市的K歌协会，在看热闹的同时，恐怕也增加了抗“命”不遵的底气。

　　有评论认为，广州文化娱乐协会的发难，是一次华丽转身：协会就是要敢于说不。更有论者认为，协会“敢于说不，方显行业协会本色”，“与权力博弈是行业协会的角色回归”，似乎认为，协会是久经压迫之下的一次集体“暴动”。但是，请注意，主张收取12元/包间·天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或中国音乐协会，同样是协会。如果明确这一点，恐怕持这种论者，就不会显得这样理直气壮了。

　　即使说，音像协会和音乐协会，此次是得到了版权局的授权和支持，代表了行政的力量的话，那么，各地的各种协会，同样没少做这样的事情，其“正义性”，也同样可疑。协会本身就是行业组织，协会代表行业利益，进行利益谈判和博弈理所当然，何以此次显得如此壮烈呢？主要还是此次的行业协会，公然叫板的，不是浮泛的社会公众，而是拿音像协会和音乐协会说事，向版权局发力：强行定价，没有进行对等谈判，那我们就造反有礼！试想，行业协会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都可以向国家机关叫板，那么，他们对待松散的社会公众，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且慢浮夸K歌协会的“暴动”的意义。如果说这一事件协会有发作的抓手的话，一来是版权局强行定价，没有充分协商，授人以柄。二来，版权局声称没有行政干预，其实是其行政权力不足，如果其是强势部门，而各地协会受其辖制的话，恐怕就不会闹出这么轰轰烈烈的一出了。

　　行政权力不足，却偏以行政权力干预，这正是版权局此次尴尬的原因。如果版权局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像发改委那样，还有谁敢于叫板吗？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至于所谓的“民意”，那就可听可不听了，找个理由来对付民意，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事情了：实在不行，那就听证吧。既合法，也合程序，多好？

　　反过来说，针对尚算强势的“版权局”，行业协会公然叫版，如果面对散漫的社会公众，行业协会又会表现得如何呢？联想到“禁止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等强制性规定，公众一直啧声不断，消费者协会（也是协会）虽然出台各种各样的维权规定，但还不是被旅游协会、餐饮协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手段予以拒绝吗？所以，行业协会一方面要求谈判，另一方面又拒绝和公众谈判，这种双重标准，倒是更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