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核心提示：樊建川，祖籍山西，四川房地产商人。他之出名不在房地产，而在收藏———对抗战文物的全面而大量的收藏。2000年，一本叫《一个人的抗战》的书红极一时，它的作者，就是樊建川。5年之后，这个人再次成为有影响的华语传媒争相采访的对象：他将以个人的力量，建一个成系列“抗战博物馆”，此馆定在今年8月15日正式开馆。以一己之力，26年不辍搜集抗战文物，使樊建川成为国内以民间力量筹建抗战博物馆第一人———在大陆，从来没有人建过国民党抗日军队博物馆，从来没有人建过抗日战俘博物馆，从来没有人为300万出川抗日的川军建过博物馆，更没有人为14年间上百万的汉奸、伪军建过博物馆。而这些，樊建川都在做。

    国恨家仇，不能忘却的绝不只是少数人。而樊建川给出了一个记忆历史的感性视角：物证。因为，宏大的叙事往往意味着省略掉很多东西，而历史一旦过于抽象，失去细节，就会变得远离人内心的感知，就容易消散，容易被淡忘。而樊建川所做的，恰恰是通过勤奋拾掇，来填充这个细节，使悲壮的历史不停留在形容词上，而变得真实可感。

　　“我看见文物在诉述”一个商人的家国情怀

    “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一个人独自面对那些文物。它们带着那场战争的印记和气息，来到我面前。我仿佛能看到它们要张口说话了。”樊建川已经不是头一次表达他的这一种感觉———在5年前的那本书里，他就写过类似的话。但我们不会感到他“没有创意”，感到的只是这样的“人”、“物”交融在他的生命体验里是如此地深刻。

    “我老家在山西，对吕梁话不陌生。而我收藏的一大堆‘良民证’里就有很多很多是山西的，你看———”

    正好，老樊的茶几上就有几张，记者拿过来一看，是崞县（今原平市）的；又看一张藏品照，是吕梁孝义上吐京村的。

    “———不止一次，手里捏着这些‘良民证’，我仿佛看到它的主人开口说话，用我小时候听惯的山西腔，‘太君……’这时我的感受是复杂的，有耻辱，有愤怒，有悲凉。”

    不能和藏品交流的藏家，绝不会是一个好藏家。樊建川能，而且太痴迷了。用同样的心境，我们检阅他收集的刻着“不除日寇不回乡”字样的川军烟袋杆、写着“四川大有希望”的川人泡菜坛，不难想像，这都会在他的脑海里演化成多少个活灵活现的故事。

    樊建川习惯以这样的心境去搞收藏。透过文物那僵硬的躯壳，去感受其鲜活的生命。一个普通商人在收藏中升华着他的家国情怀。

    樊建川这样介绍他的收藏经历：1979年樊建川考入西安政治学院学习，从这一年起，他开始有意收集一些小物件，主题是“文革”的和抗战的，但并没有多大的野心。然而，长期的收藏使他渐渐在这一行里不能自已，“越陷越深”。“有了已有的，你就会去追‘剩下的’；而面对不懂的，你必然找书，学习，学习得多了，你又会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去找更多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樊建川说。

    经过七八年的藏品和知识的双重积累，樊建川终于在一个燃点上被触发了！这个燃点是两个电影镜头。

    1986年，杨光远导演的《血战台儿庄》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在这一年或者是第二年，宜宾的年轻人樊建川看到了它；中、日血战的战场上，一座监狱被打开，长官喊“你们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有种的，跟着我杀鬼子去！”犯人们冲出监狱，抓起武器，向日军杀去。川军师长王铭章率7000名川军死守藤县，王高喊“中华民族万岁”壮烈殉国。

    樊建川热血沸腾，他决定搜寻和考证川军事迹。

    当樊建川爬梳史料，得知在八年抗战中，川中有300万名将士出川御敌，国殇64万名的悲壮往事时，他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开始了一项寂寞的工作：寻找抗战川军遗留在世的实物。

    他找到了很多。有刘湘、刘文辉赠给下属的佩剑，有川军的烟袋杆子，有川造手雷，有一个抗日的国民党老兵在1966年遭遇不公正对待时烧制的题满文字的粗陶杯……

    与此同时，不只是对川军，樊建川对所有与抗日有关的文物都必欲获之而后快。包括东北抗联战士的胸章，八路军的边币、弹夹，国民党军队的佩剑、水壶，“飞虎队”的飞机残骸，日伪军的“中日亲善”宣传画，江津县碾机场的13吨的石碾子，天津卫日本鬼子留下的30吨重的大碉堡……到今天，他已收集各类抗战文物两万余件，其中国家鉴定的一级文物14件。樊建川，成了公众心目中抗战文物民间收藏第一人。

　　“在实物中触摸远去的印迹”建川博物馆的点滴诠释

    樊建川的老家在山西。他的父母都是吕梁地区兴县人，父亲是一名八路军军人，先在山西参加抗日，1949年随军南下到了宜宾。1970年代，父亲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母亲受不了惊吓回到山西，后来在老家去世。

    “我没有回过老家，但它遗传给我很多东西”，樊建川说，“我父亲是在山西战场上亲身拼杀中认识‘皇军’的，后来搬来四川，四川也是一个为抗击日寇作出过巨大牺牲的地方。我现在做抗战文物的收集、收藏，实在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我做收藏，我期望能在实物中触摸他们远去的印迹。”

    国恨家仇，不能忘却的当然绝不只是樊建川等少数人。而樊建川给出了一个记忆历史的感性视角：物证。今年6月，一家媒体在记述樊建川抗战博物馆时特别关注了樊建川的一个观点：宏大的叙事往往意味着省略掉很多东西，而历史一旦过于抽象，失去细节，就会变得远离人内心的感知，就容易消散，容易被淡忘。而樊建川做的，恰恰是通过勤奋拾掇，来填充这个细节，使悲壮的历史不停留在形容词上，而变得真实可感。

    “当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压缩为一个个数字时，这是可悲的。抗日战争‘国殇3500万’，‘重庆大轰炸死伤26万’，这都是些什么概念？那都是人命，都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悲惨故事啊！”樊建川认为，他的博物馆将为此作出点滴诠释。

    很多人愿意为这样的诠释增添新证。这里既有受难群众，国共两党抗战军人及其后人，也有原“飞虎队”家属，甚至有沉痛悔罪的日本老兵。重庆的李幼霞老人捐出了一套陪嫁品和梳妆台，这个梳妆台见证着李家在重庆大轰炸中失去的三条人命，它上面有三处弹痕；四川省广电局捐出了川军抗日名将邓锡侯将军的办公家具；原日军第59师团45中队军曹盐谷保芳第15次来华谢罪时，向建川博物馆奉上了一把日本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和三件军服；2003年9月，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来川看援华美军旧物，她唱了《满江红》，并向樊建川保证：“我会丰富你的收藏。”

    樊建川曾几次向记者表示，他会在身后将此博物馆一点儿不剩全部捐出。当我们了解了上述场景后，会马上理解他的这个决定———这已经是一项全民族的事业。

    “抗日的土匪是好土匪”全民族抗战的樊版表达

    当一个民间的商人从朴实的“良知”出发，要为所有抗击过民族敌人的中国人修建博物馆时，他得到的关注、肯定和支持是那么多！四川省、成都市，都把他的这个民间博物馆工程列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要工程，文化部从博物馆的运作方式上看中了建川博物馆，已确定其为文化部“产业重点”。101岁的吕正操将军题写馆名，刚从大陆访问回台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接受邀请，为国民党抗日军队馆题名，援华美军方面，由陈香梅题写馆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建川博物馆”，馆名由“国宝”级老先生启功题写。启老题字后百十日溘然辞世，他把绝笔留在了成都，留给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的博物馆。

    6月27日，连战题的馆名飞越海峡，来到成都，成了当天川中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值得提出的细节有：此次题字由台湾传媒界林某牵线，连战看了建川抗战博物馆递送的资料，毫不犹豫，马上答应。写成后的字幅很大，连战平时的印章盖在上面显得不协调，他为此专门请人又刻了一枚章。连战手书是在6月，但他没有写这个日期，而是把落款日期特意写为“二00五年七月七日”。

    樊建川对于他的博物馆为什么如此“走红”当然心知肚明，而他的表达非常的中规中矩，他说：“我可能是头一个建这种系列博物馆的，但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全民族抗战。”

    他在《一个人的抗战》自序中是这么表达这个想法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民族解放而做出贡献的先辈，即使按照某种评判标准，这个人抗战之前是个‘坏人’，抗战之后又成为‘坏人’，但只要他在八年中投身于抗日战争，我们就应该向他致敬！”在他收藏的一幅东北抗联战俘的照片下，他又写过这么一张纸条：“东北抗联的构成复杂，甚至有过去的土匪武装……许多人抗战前是匪，抗战后是匪，但恰恰日本人来了这段时间，不与日军同流，而与日军作战。我们肯定要尊重他们这一段历史。与日军作战的土匪，是好土匪。”

    为此，他收藏了许多抗战“国军”的别有意味的遗物，记者见到了部分照片。有一张“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由熊式辉颁发的“荣誉证”，记录某士兵在抗日战场上英勇负伤，后来伤愈归队，上峰认为“其勇可风，其志可嘉”，发证表彰。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证书上的勇士之姓名被完全涂黑了，但证件却没有毁掉，仍然保存完好。还有一只极其粗陋的青花粗陶杯，上面烧制下这么一段文字：“我只记得八年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子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1966年1月15日”。

    记者问樊建川，收到这两件文物时有何感想，他默然许久，后来才说：“很有可能，这些抗日将士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受了不公的待遇。我觉得，他们应当得到尊重。”

    除了诠释全民族抗战，樊建川还有另外两个博物馆让他时刻记挂———抗日俘虏馆，伪军、汉奸馆。关于抗战俘虏，樊建川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和实物资料，并写成由125篇文章组成的《抗俘》一书。其中一部分刚在《老照片》40期发表。对于中国14年抗战中数量达百万之巨的汉奸、伪军队伍，樊建川认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希望博物馆存活得更久些让国人多看看多想想

    樊建川的个人博物馆事业有一个庞大的规划：他要在出过三个川军军长、九个旅长的大邑县安仁镇上搞一个“博物馆群落”。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搞抗战、“文革”、民俗三个系列25个博物馆。今年8月15日开馆的只是“抗战系列博物馆”原定8个馆中的5个：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抗日川军馆、援华美军抗日战馆、抗日战俘馆。另外3个如果申报批准，将在今年10月开馆。

    除援华美军馆由陈香梅推荐美国的著名建筑设计师ChesterA．widom设计，侵华日军馆由日本建筑大师崎新设计外，其余馆全部由国内大师级建筑设计师操刀，而且几乎都是尽“义务”，只收象征性费用。他们是马国、彭一刚、邢同和、徐尚志、徐行川父子及台湾的王维仁等。

    博物馆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赚钱行当。政府办的博物馆可以有补贴，有财政收入，樊建川个人办的将怎么办？这是樊建川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的他，显然已经对此有过细致的考虑，当记者提出这个话题时，他和盘托出了他雄心勃勃的“赚钱模式”。

    他说：“我不但不计划在博物馆事业上赔钱，还要让它赚钱！”樊建川要让历来赔钱的公益性事业也成为“摇钱树”，他靠什么？樊建川说，内容上靠三条：一、许多博物馆离生活远，离民众远，我的博物馆离人们近；二、别的博物馆内容单调，我的博物馆有25个，游客可以尽情选择；三、目前国内博物馆陈列手法陈旧，环境和服务落后，我的博物馆陈列手法新颖，参与性强，环境优雅。这样的博物馆将与周围商圈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商机源。运作方式上靠一条：将来要全部交还社会，由基金管理组织负责经营。“我本人不会留任何东西，我用不着。我只有一个女儿，我也不会把博物馆留给她，成为她终身的负担。靠什么方式使博物馆正常运转下去呢？国外现在有很好的方法，那就是建一笔基金，由这个组织来负责聘用人员，保障运转。这样，我也就不用发愁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了。博物馆‘活’好了，我们才能指望它发挥功效：让所有国人多看看，多想想，对那场战争遗忘得慢些，再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