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次雪洗百年耻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多时间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几乎是孤军奋战，顽强抵抗，使日本法西斯深深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虽然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牢牢地阻挡了日本军国主义北上南进的步伐，破坏了德意日法西斯结盟的计划，对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侵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不仅支持了美英继续贯彻其“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而且也是东亚和太平洋战场能够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重要因素。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才使中国得以雪洗百年国耻，废除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才使中国赢得美英苏的尊重，赢得国际大国的地位，从而使中华民族以充满自信的姿态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为重建战后的世界和平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次雪洗百年耻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抗敌，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下、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审视这场发生在60年前的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战争时，不禁深深感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的影响全局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而且它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法西斯主义，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受到遏制，但是希特勒以获得无限“生存空间”为依托的扩张野心，墨索里尼对人类“最高统治权”的追求，以及日本要首先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并最终争霸世界的目标，都是要用战争的手段对其他民族进行掠夺并重新瓜分世界。因此法西斯主义便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而1929年发端于美国并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强烈震荡，则把这一隐患变成了国际政治中的残酷现实。分别以1931年日本公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1933年希持勒当选德国总理、纳粹党掌握德国政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终于开启了30年代侵略行动日益升级的十年。

　　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燃起的侵略战火，英、法等国无意为一个遥远的被侵略国伸张正义，美国仅仅是坚持没有实际行动支持的“不承认主义”，它们通过国际联盟发表的“李顿报告书”，虽然在日本最需要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上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肯让日本独霸“满洲”，但它提出的事实上是瓜分中国的“满洲自治”计划并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却是对日本侵略的妥协。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自然不会收敛。1935年意大利开始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以对叛军公开援助的方式干涉西班牙内战，企图颠覆共和国，但英、法等国对德、意的侵略行径实行绥靖政策，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法西斯的侵略战火蔓延到欧、亚、非三大洲。中日战端初启时，日本统治阶层认为只消一个月日军便可“凯旋班师”。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直接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随后的淞沪抗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和广州战役中，中国军队顽强作战，使日军遭到重创。仅在平型关大捷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包围击溃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4千人，消灭其3千余人。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遭到的歼灭性打击。到武汉、广州两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近100万人，国内本土只剩一个师团，真可谓倾巢而出了。此后，日军再也无力进行攻势作战，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因此，正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使日本法西斯企图迅速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彻底破产。

　　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是中国人民孤军奋战抵抗法西斯的时期。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关系着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安危，如果这时中国能够得到有力的国际援助，日本的侵略战火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蔓延到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但是当时只有苏联认识到唇亡齿寒的关系，援助中国。从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苏联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5亿美元的贷款，以供从苏联购买军火和其他物资之用。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战也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有助于苏联打退日本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的两次入侵。但是，面对德、意、日侵略扩张的西方列强则目光短浅，它们在继续绥靖德、意法西斯的同时，以为用同样的办法来安抚日本就可以换取自己的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因此无论是在1937年国联大会期间，还是在随后举行的专为解决日本侵华而召开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期间，英、法、美等国均无所作为，既不制裁日本，也不积极援助中国，致使国际社会丧失了援华抑日的良机。不仅如此，随着欧洲战争风云的日益险恶，英国又进一步以牺牲中国的海关收入和实际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向日本妥协，美国则继续与日本大做生意。尽管在这一时期，美、英也分别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和550万英镑的少量援助，但只是杯水车薪。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极其艰苦。然而，正是由于中国顽强抵御着日本的百万大军，才推迟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使日本在欧战爆发时未能在军事上配合德国，从而大大减轻了英、法在远东所受到的压力，也为日后同盟国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并没有制止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步伐。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随后英、法相继对德国宣战，欧战全面爆发。由于日本法西斯已经深深陷在中国大陆，因此对欧战采取观望态度，声明“帝国不介入，专注于中国事变”。1940年6月，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兰西在6周之内就向德国投降，日本便打算利用德国的胜利，抓紧时间南进，其目的既是为了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也是为了切断英美援华的补给线，迫使中国投降。但是中国的英勇抗战使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早日南下。欧战爆发后，国民党战场方面陆续进行了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战役、豫南战役、中条山战役、第二次长沙战役等，抵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八路军方面则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华北向日军大举进攻，这场历时3个半月的大破袭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并破坏了河北和山西的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动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游击战争日益发展。1939年，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日军就达到日本在华兵力的62%。据日方统计，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就进行了20123次战斗，由此可见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了日军多么频繁的打击。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才使日本不得不放慢南进的速度。因此，中国的抗战无疑是控制局部战争迅速向全面战争扩展的中坚力量。

　　从1939年9月欧战爆发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英、法、苏等国虽然已经先后参战，但在亚太地区仍然是中国孤军奋战的局面。英、法在欧洲被德国打得一败涂地，在远东则继续向日本屈服，一度关闭了运输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苏联出于自卫的需要，在1941年以后援华力度大减。美、英的援助虽然比以前增加，分别再提供1.45亿美元和1千万英镑的援华贷款，并将租借法案运用于中国，使中国的抗战条件稍有改善，但是仍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巨大需要。尽管如此，中国军民还是以自己的巨大牺牲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七成仍然用于侵华战争，只有二成投入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其长期难以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从而延缓了战争的扩大并大大有助于其他国家的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1年5月27日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曾经一向对中国的抗战表示轻视的丘吉尔，也不得不在1942年4月18日写道：“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特别是解放区战场的抗日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日本为了把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兵站基地”，以75%的侵华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总力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展开持续不断的游击战争，1943年，八路军和敌人作战24800余次，毙伤敌伪军136000余人；新四军与敌作战5300余次，毙伤敌伪军66000余人。解放区军民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944页)。中国的抗战，不仅支持了美、英继续贯彻其“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而且是东亚和太平洋战场能够转入战略反攻的重要因素。1944年，解放区战场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到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91万人，乡村中的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的辽阔区域内建立了19个大的解放区。在国民党战场，从1941年到1945年，共与敌军进行会战9次，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队在滇缅边界和缅北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中国战场的战斗有力地支持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越南北纬16°线以北地区)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6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46.7%。因此，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这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所作出的最为重大而突出的贡献之一。不仅如此，中国抗日战争还以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而昭示世界：在这场大战结束之后，在全球特别是在整个东方将发生一系列历史性的巨变，并将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使中国成为保障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934页)这是对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历史的最正确的概括。

　　首先，正是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才使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赢得国家的独立。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终于为美、英等盟国所承认。为了使中国坚持对日本的有效作战，美、英特别是美国在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态度逐渐积极起来，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简称《中英新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两国放弃在北平使馆界、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所享有的权利，并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和官方资产；取消两国在通商口岸的特别法庭权，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制度，在中国领土内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的权利，两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的权利，两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水的权利等项特权；英国交还天津和广州的租界，放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尽管中美、中英新约并不完美，例如英国就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但应当承认，这些新约的签订，标志着在法理上结束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百年特权，雪洗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使中国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国家的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不仅如此，中国人民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抗争，给世界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中国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涌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

　　其次，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国家独立相伴随的，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日—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签字各国为了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而协同作战。几乎与此同时，包括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中国战区成立。以这两件大事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终于得以形成，从而奠定了最终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名方式，在美国的支持下，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排在26个国家之首，并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其他国家则按字母顺序排列于第二天签字，这就使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尽管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仍然贫弱，尽管美国出于其战时和战后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但是，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抗战和民族的巨大牺牲，才赢得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从此，中国不仅为战争的胜利继续作出努力，而且为重建战后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以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为主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共同设计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蓝图，也就是雅尔塔体系。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一再得到确认，而且中国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特别体现在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的建立方面。

　　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同年11月，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同时支持中国关于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的要求，并将其写进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1945年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特别体现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986页)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种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成为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外交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也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就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100多年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而赢得的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当然，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在战时取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是却不具备一个大国的相应实力，因此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当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内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今天，行进在改革开放中的、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作为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大国，在参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将尽到它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