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福霖研究员提醒记者注意一点:这些狂热的少壮派军官几乎都出身于农村。“日本的帝国梦就发芽于落后的山区。日本是一个土地少而且相对贫瘠的国家，在当时的日本，农业还是主业，而人多地少的情况，使得日本人从一生下来就学会竞争和夺取，所以他们崇拜武力，并且认为这是正当而高尚的，正是这一土壤环境，结合当时军国思想催生出了这么一批狂热的少壮派军官。
　　
　　“那时候的日本，实行军校与普通学校并轨的教育，最优秀的学生选送到军校进行培养，而石原就是其中的代表。石原从陆大毕业后，先是担任陆大教官，后来又被送到德国进修，在德国期间，他潜心研究了普鲁士国王斐特烈和拿破仑的军事理论，所以有很强的理论功底。事实上石原只是个代表，日本每年都要送出大批军官出去学习战争知识，那时候日本军人普遍崇拜拿破仑，觉得法国的强大就来自于以武力为整个国家的中心，拓展国家的领地获得发展的资源，而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少壮派军官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一定要占有满蒙的思想基点了。”

　　石原以及少壮派军官策动“九一八”过程

　　1931年9月19日，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市，向中国军民开枪射击
　　
　　日本向中国战区派遣的大阪学生，以满足兵力需要
　　
　　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后，沈阳市官员和警察被当成俘虏
　　
　　少壮派军官代表之一的桥本欣五郎曾在自己的《手记》里详细记载了少壮派军官策动“九一八”的过程，节选如下:

　　参谋本部第二部判断
　　
　　每年在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都要形成判断世界局势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再制定日本帝国陆军的作战计划。1931年度的形势判断，是在第二部部长建川少将指导下，听取各班长以上的意见作出判断。
　　
　　1931年形势判断有其特异之处。例年的形势判断都是作出一般世界形势的判断，这次相反，一下子就构成了以满洲为中心的形势判断。立下此等功绩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是建川部长的远见卓识。
　　
　　形势判断的结论部分，后来是这样决定的:“满洲问题，已到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政府如果不顺从军方的意见，届时军方就要有断然处置的决心。”

　　花谷少佐晋京
　　
　　1931年7月左右，花谷少佐携带关东军少壮派5月制定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来到东京，这个方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在满洲制造某时间”。为此需要活动军费5万。

　　同板垣大佐的会见
　　
　　1931年夏，板垣大佐来到东京。板垣和石原都是关东军的代表。我马上去谐行社宿舍去拜访他。在我之先后来的有重藤、根本大佐。在这里定下了解决满洲问题的决心。
　　
　　双方约定，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听凭关东军临机处理，我只给予必要的军事活动经费，以及如果政府不追随军方的话，我就在国内实行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