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败垂成的抵抗和调停
　　
　　国民政府主要的对策，乃是从战幕揭开之时开始积极的外交努力，寄期望寻求国际社会干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虽然英美为保护自己在淞沪的利益而开始外交干涉，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是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在1月31日给罗干文的电报中说:“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为此战争爆发后，近在咫尺“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的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其原因是国民军政部已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而对于出现第二个十九路军自发前往上海抗敌的可能，军政部更是明确表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虽然一再让步，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日本却依旧在淞沪付诸武力。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道出了当时的担心:“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以为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1932年2月初。张治中前往浦口，迎接已撤职在野由洛阳而来的蒋介石，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终于同意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住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然而对于国联和西方国家的调停，日本利用调停之机从国内增兵，而国民政府从此再未调遣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当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军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英勇作战最终功败垂成。
　　
　　战争结束后，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中剖析第一次淞沪抗战暴露出来的弱点，“先从外交方面，我国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根本的外交方针和真正的盟国。在表面上我们说是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我们却没有一个心腹的国家做联盟式友邦”。而对于战争直接失利的原因，朱伯康写到:“事前不战不和又不准备，事后忽战忽和、忽和忽战，又皆听从敌方的操纵，凡此种种皆给日本以便利，将淞沪土地断送于‘运输艰难后援不济’的痛语中。这种宋襄公之仁，实为任何国家所不取的对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