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下的秘密外交
　　
　　“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对于日本的进攻，蒋介石总体上是立足于打。”余子道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谈话发表了评价，指出这是蒋介石对外政策的转变。因为这是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的第一个明确、公开的对外声明。”在对宋子文的电报中蒋介石写道，我们对日本人不能再有什么幻想了。他是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打，但内心还是怕打。余子道说，“当时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公馆里每天人员往来如流，战争正在准备之中。但是当时还是由一些国家在对战争进行调停。日本也找人试探中方的态度和底线”。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曾经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陆、海三省一致同意，近卫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正好爆发。”余子道说。
　　
　　虽然这是淞沪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最后一次和日本方面谈判，但是与“一二八”时一样，蒋介石始终对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寄托着希望。“蒋介石曾经说过，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蒋介石判断，即便是在‘八一三’爆发之后，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着停战，或者是局部停战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哪怕很小，也决不要放弃。”对于蒋介石的考虑，余子道表示能够理解，“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立足于打，但是在外交上不放弃希望。”然而外交的解决却反过来立足于战争的胜利。张治中等多名国军将领曾经指出，蒋介石在“八一三”之战中，三次在战争有利时刻叫停，导致国军多次痛失良机。这不能不说在“八一三”之役中，蒋介石仍然未能吸取“一二八”之役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