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玉博士告诉记者，关于“从军慰安妇”的研究，最早是在1980年由“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首次在日本的实地调查而开始。

　　1988年4月21至23日，在“女性与观光”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从军慰安妇”问题。

　　1990年11月16日，为了查明挺身队真相和支援幸存者，韩国37个女性、市民、宗教和学生团体组成了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并签署了一份致日本首相的公开信，提出6点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曾用武力迫使朝鲜妇女成为随军妓女；对此事作公开道歉；彻底揭露与此事有关的一切暴行；悼念遇难者；对幸存者或她们的家庭进行赔偿；将这段史实写入日本历史教材以儆后人。

　　1992年春，韩国政府改变以往不再提韩日两国之间赔偿的态度，开始公开支持民间的研究。

　　1993年8月3日，日本政府发言人兼日本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发表正式声明，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确实采取高压和欺骗手段，征召亚洲妇女做从军慰安妇。

　　然而，迄今为止，各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均以败诉告终。

　　继1991年金学顺等40名慰安妇、被旧日军强征入伍的军人及军人遗属首次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后，1992年，又有3名前韩国“慰安妇”及另外7名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奴的老人提起集体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310万美元并正式谢罪。广岛一地方法院于1998年做出裁定，要求日本政府向3名韩国籍前“慰安妇”共支付7260美元的赔偿。原告因为赔偿太少而提起上诉，而被告日本政府也提出上诉，表示将不进行赔偿。

　　日本广岛上诉法院2002年8月21日做出判决，推翻了当地地方法院的裁定，理由是强迫妇女作为从军妓女(慰安妇)或“免费劳力”并没有“严重违反日本宪法”。

　　受害妇女进而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3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最终维持了日本广岛上诉法院作出的裁决。

　　在诉讼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同时在新教科书中坚持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载。

　　日本文部省2002年4月9日审定通过《最新日本史》教科书，这本由极端民主主义者编纂，于2003年8月开始在高中历史课教学中实施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强迫包括韩国妇女在内的广大亚洲妇女充当日本侵略军“慰安妇”的暴行避而不提。因此，《最新日本史》一经出台，立即引起了韩国各方的严重抗议。

　　在此之前，人们对2001年教科书事件仍记忆犹新。2001年4月，日本教育部公开宣布，中、小学里使用新历史教科书，原本记载“慰安妇”以及“南京大屠杀”的7间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都在申请阶段自行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载，“南京大屠杀”也改为“南京事件”。

　　这种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遭到韩国、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强烈批评。韩国政府并于2001年4月9日采取了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当天宣布暂时召回驻日本大使，作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与此同时，韩国议员无限期地推迟了同日本议员的年度集会。

　　尽管日本政府坚持不对慰安妇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历史不可能被选择地记忆。从1992年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正式讨论慰安妇问题，并要求日本政府担负起赔偿责任。同年，6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亚洲联合会议，共同为慰安妇问题展开活动。

　　2000年12月8日，一场世纪审判在日本东京拉开了序幕。在其后的5天时间里，在“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来自朝鲜、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0名慰安妇或日军性奴役的受害者对日军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一次特别审判，尽管它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审理，但是其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严格依据法律规范，体现了这次审判的严肃性，以及民众的良知与义愤。

　　经过各国妇女组织的共同努力，从军慰安妇制度这一肮脏的罪恶终于在被隐瞒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日益露出了它最丑陋最黑暗的真实面目。

　　采访结束时，金敬玉和记者谈起韩国纪录片《低吟》，在该部专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影片中，最后的画面是一位慰安妇老人在唱“海云台哀歌”，大意是：永远永远，不要别离，我们发过誓。爱情离我而去，你也离我而去；我孤独一人，不能忘记过去。我怀念那时光，我只能哭泣；不能忘记，只能哭泣……

　　在许多人眼里，“慰安妇”是痛苦、屈辱、怜悯的代名词，然而，在采访李南周教授和金敬玉博士的过程中，记者听到了另外一种表达：慰安妇，她们不需要怜悯。

　　是的，她们是敢于站出来的勇敢的女性，她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历史真相的还原；她们需要赔偿，但不仅仅是为了金钱，更重要的还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