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63周年纪念日。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博士张连红副教授、李广廉副教授等专家数年来围绕侵华日军性暴行的主题，在南京市区尤其是下关地区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的史实和物证，并于日前写成《南京下关区侵华日军慰安所调查报告》，正式发表在今年第六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以纪念63年前死于侵华日军屠刀下的30万同胞。
南京大屠杀：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
震惊寰宇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一大规模的奸杀。日军士兵田所耕三说：“我们自从登陆以来，还没碰过女人的身体，所以大肆轮奸。当时‘奸虐致死’成了我们很喜欢说的话。”中国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指出，整个屠杀期间，共有8万妇女遭到强奸。日军大规模的奸淫烧杀，致使淋病、梅毒等性病迅速在日军中蔓延开来。有鉴于此，日军高层考虑，需迅速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因此可以说，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结果，使得日军高层认为有必要在军中推行慰安妇制度。因此，在日本侵华期间，南京是侵华日军性暴行及推行慰安妇制度十分突出的地区之一。张连红副教授告诉记者，从目前所了解的材料来看，南京市区有据可查的日军慰安所至少在40处之上。
下关：慰安所集中地区
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濒临长江、北连津浦线、南接沪宁线的下关，作为海上、陆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南北粮食和重要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旅馆业、商业和大市场异常繁荣，大马路、商埠街和宝善街一带，商贾云集，洋楼林立，当时人们将下关同南京最繁华的夫子庙进行比较，戏称：“南有夫子庙，北有商埠街。”“南有秦淮河，北有大马路。”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下关作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军事基地，有相当军队驻防在这里，同时也开设了不少慰安所。
张连红副教授告诉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老人们记忆中的日军慰安所基本都集中在下关车站附近的繁华地区，当时下关一带计有华月楼、日华会馆、圣安里(计两处，一处为中国姑娘，一处为日本女人)、铁路桥等5个慰安所和一个具有类似性质的酒保(内有女招待)，其中华月楼慰安所和铁路桥慰安所的调查材料较为集中，均属日侨管理的那种类型的慰安所，这两个慰安所都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华月楼慰安所：“木牌条文”是铁证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商埠街惠安巷13号，这是一幢三层木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在200平方米左右。据介绍，这所房子的主人姓黄，可能是一位老师，因为附近的人都喊他黄老师。日本人占领南京时，黄姓一家逃离南京，后来这幢房子便为日军所征用。
据当时曾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的樊桂英(女，1923年生)老人介绍，她和丈夫原来是在商埠街开裁缝店的，后来由于华月楼里的“姑娘”需要经常缝补衣服，于是华月楼的老板(日本人)便让她的丈夫搬到惠安巷16号一个小房子里开裁缝店。因此，她对华月楼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一些。她说，当时来这里的日本人很多，白天晚上都有，全部是日本军人，在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一个人负责售票，周围墙上挂满姑娘的照片。
这里的姑娘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印象中号头大概是从1号到25号，
也就是说，这里的女孩子一般都在20人以上，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
最多。日本人投降之后，这些姑娘都离开了，其中有一个叫“17号”的姑娘，
她嫁给一个广东商人，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了一个女孩做养女。现在她的女儿
还在，今年已52岁了。“17号”在几年前已去世。这个慰安所的管理者是一对
日本夫妇，是个商人，会讲中国话，日本人投降后，曾在下关木行里干过活，
解放后才被遣送回去。
在调查过程中，家住惠安巷14号的顾翔先生还提供了一张上面印有兵站指定特殊慰安所规定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是顾翔先生90年代初拍摄的。他说，他家的邻居惠安巷16号樊桂英家(一平房)拆迁时，一块刻有字的木牌引起他的注意。上面的字虽是日文，但有很多字是汉字，如“慰安妇”、“特殊检查”、“兵站”等。他立即联想到经常听邻居说他家旁边这幢三层楼房曾是日本人开设的妓院，他猜测这一定是有关这个妓院的资料。他的猜测得到了房主樊桂英的证实。樊桂英说，日本人投降时，由于她家房子漏雨，就将这块挂在华月楼慰安所的木牌拆下来，钉到自家屋后挡雨。顾先生知道这块木牌的价值后，曾主动同许多单位联系，希望能被收藏，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后顾先生因装饰房子，该木板无处收藏，在被邻居顾如贵老人当作柴火烧掉之前，拍下了这张照片。
从这张不平常的照片上，人们基本上还能辨认出华月楼慰安所开办时间为1939年初，其规定条文比目前已发表的规定还要详细，如每个兵站慰安所内的特殊妇女每隔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的检查；慰安所对兵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价格为1圆(1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追加五十钱；对官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9时；其中校的价格为3圆(一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2圆，高等官3圆(一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2圆；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等。
铁路桥慰安所：铁桥依旧忆往事
在下关区石梁柱大街85号，今年已79岁的刘聚才老人回忆说，1938年他伯伯在下关米市街(现改名为惠民桥北)口开一家旅馆，紧靠惠民河，与铁路桥相邻，他与一位老表和表嫂三人负责旅馆的接待工作。在旅馆斜对面有一处约三十余间的平房，就是日军的慰安所。
刘聚才老人说，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个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多间房子。一进门有个柜台，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人们经常能看到有30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冬天有太阳时，还坐到门口晒太阳。这些妇女大都穿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由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管理相当严格。那些女的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中国人讲话，但那位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不许同我们讲话。这个慰安所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
张连红副教授等人后来前往铁路桥寻找旧迹，发现现已改名惠民桥北的米市街和仍然保留的铁路桥，不过桥虽然还在，但桥下已无水。米市街路口也已找不到那栋30多间平房旧影，它已连同惠民河在1996年被改造为惠民桥农贸市场了。
慰安妇：日军铁蹄下的性奴隶
根据调查资料来看，慰安所的分布与日军驻防地点关联甚大。许多老人回忆说，在下关区的商埠街37号、公共路2号、鸿业新村、公共路12号(现南京市第21中学)、宝塔桥、三汊河河口等都驻有日军和宪兵。从下关区5个慰安所的分布来看，它们都集中在商埠街和惠民河附近，相互之间仅有数里之隔，而且它们同上述日军驻防地点之间的距离也很近。
在慰安所中，慰安妇们的生活非常悲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虽然慰安所订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对酗酒者明文规定禁止入内，但是，事实上，经常有酗酒后的士兵光顾慰安所，如在华月楼慰安所，据樊桂英老人回忆，经常有一些吃醉酒的士兵来华月楼。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喝醉酒后，冲到楼上一个房间，那个姑娘赶紧将门关上，日本兵拼命要进去。最后，日本兵抽出刀朝门缝中划去，将那姑娘的膀子划断了。刘聚才老人说，当年有一个日本军人去慰安所，所叫的慰安妇正好是自己的老婆，后来两人都自杀了。商埠街的金秀英(
女，1929年生)老人当年还只有10多岁，她追忆说，商埠街34号院子里面，紧靠惠民河边的那幢平房(现为南京市下关区公证处、南京紫金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汽车库)，当时就是日军检查治疗慰安妇的地方。当时她经常要到河边淘米、洗菜，有时她会好奇地从那幢平房的窗户偷偷地向里面看，她发现里面经常有很多女人脱光下身，坐在一个高高的特制的木凳上，有穿着白衣服的医生专门为她们检查，有的医生还要为她们上药。
血的历史，不容抹杀。张连红副教授表示，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本应该有汗牛充栋的史料档案来揭露、控诉这一丧尽天良的野蛮制度及其所造成的滔天罪恶，然而在日军失败的最后时刻，他们为了逃避世界人民的谴责，将大量有关的重要文件和资料销毁，而战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没有公布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档案，从而使这桩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行迟至战争结束数十年才被曝光和披露。慰安妇问题提醒人们，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成为历史。日本是否会清算过去的战争？是否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认真、妥善地处理慰安妇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