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日前去世了，他的去世被专家们称为和平的一个重大损失。

　　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追思会，人们或回忆与东史郎的交往经历，或述说着自己对东史郎的印象，表达对这位老者的悼念之情。作为一个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东史郎在中国人民的感化下实现了由“鬼”向“人”的转变。他下跪向南京人民谢罪的身影，将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底片上。

“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副馆长段月萍是战后第一个接待东史郎的南京人。回忆起1987年12月13日和东史郎的第一次见面，段月萍说：“从表面看，他满头黑发，脸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不像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面部表情忧郁，心事重重。为什么会如此？他后来告诉我：‘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此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南京人民。’‘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感到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当时他已经82岁了，但身体硬朗，短短的头发乌黑，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领脖上系一条红色的领带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不像年逾八旬，倒像50多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性格倔强、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回忆起1994年8月与东史郎的初次见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这样描述。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经盛鸿和东史郎接触过多次。经盛鸿说，东史郎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归结起来就是“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对待中日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他代表了日本人民的主流”。

“他需要中国人民支持”

　　朱成山介绍，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当时日本右翼势力开着宣传车到东史郎住宅旁，用大喇叭施放噪音，燃起烟雾，干扰东史郎夫妇的正常生活，同时寄子弹头给他，写恐吓信威胁，妄图从精神上折磨和搞垮他。此时，他真的需要中国人民给他的支持。

　　事实上，南京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给了他许多有力的支持和帮助。1998年3月6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和设计研究所，在南京东郊进行依次完全模拟《东史郎日记》中的记述，进行了邮政袋绑上手榴弹并扔进水塘的实爆试验，邀请东史郎及其律师团成员来现场察看。这次试验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吻合，这是对那些企图否认《东史郎日记》的右翼人士最好的反击。

　　1998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大量的事实和证明，再次判决东史郎败诉，消息传出，南京各界召开了“南京史学界、法学界东史郎日记案败诉专家座谈会”，谴责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和有违法理的判决。

　　朱成山说：“这种支持表明了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对东史郎曾经作为一个战争加害者所犯下罪行的原谅。”

　　7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姜根福说：“东史郎刚来南京谢罪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在做秀，不会得到南京人民的谅解。但当我看到他一次又一次不辞劳苦来南京谢罪，并始终坚持和日本右翼打官司时，我被感动了，也从心里原谅了他，东史郎的离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大损失。”

【链接】捍卫历史真相的日本人士

　　松岗环：普通日本小学女教师，十多年间为了寻求历史真相，逐一走访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士兵，收集证言，终于促使102名原侵华日军士兵打开记忆之门，写成一部轰动日本的证言之书。

　　家永三郎：史学家、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者，1963年发现日本政府文部省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由他编撰的“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等内容后，起诉文部省。这场诉讼持续32年，以家永三郎胜诉告终。

　　小野寺利孝：“中国人民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律师团最早发起人，199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同年5月，日本政府法务大臣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小野寺决定成立律师团，为中国受害人伸张正义。律师团8月宣告成立，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尾山宏：二十世纪60年代已是日本知名律师，“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从1995年起，他与小野寺利孝联手，带领律师团无偿为中国受害人代理诉讼。1995年8月7日代理的第一起诉讼是山西慰安妇案件。同一天提起诉讼的还有“731部队”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和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案，此后又有刘连仁劳工案等。他们代理的13名受日军化学武器伤害的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索赔一审胜诉。他有一句名言：“这些诉讼的意义贡献于全人类，也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他与南京有特殊关系”

　　东史郎与南京有着特殊的关系。

　　1937年，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东史郎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充满悔恨，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并在日本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87年，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东史郎在日记中揭露了他当年的战友桥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用邮政袋杀人的暴行。1993年，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等人，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东史郎在长达8年的诉讼过程中，曾7次到南京取证，并向南京人民谢罪。

　　东史郎对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推进南京大屠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为了维护历史真相，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的企图，东史郎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调查等系列活动，还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战时日记等珍贵文物资料。

“他的努力不会被遗忘”

　　朱成山说，东史郎先生作为一名侵华日军老兵，既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又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受害者。在事隔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先生勇于站出来向中国人民诚恳地反省、谢罪，并无情地揭露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是值得称道，他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特别是他在80岁高龄之后，仍不屈服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压力，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始终与企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不懈斗争，在受到不公正判决后仍不屈服的精神尤其可贵！

　　朱成山说：“尊重历史的人必将为历史所尊重。今年已94岁高龄的东史郎先生，在病床上仍希望能最后来一次南京向南京人民谢罪。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但是，在南京、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并未得到抚慰。不过，我们也看到，日本人民中有不少敢于正视历史的善良正义之士，像东史郎先生，为维护历史真相和中日友好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坚信，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会继承并发扬东史郎先生自公布战时日记以来，13年里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加深两国人民对历史认知的共识，维护和推动和平友好事业。”

　　段月萍说：“从东史郎到南京谢罪，到他回国后写来感谢信，都能看出他是真心实意向中国人民、南京人民谢罪。东史郎一次次向南京人民谢罪，一次次洗刷了他心灵的污迹。他的心灵得到净化，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人民和南京人民把他看成是真正的朋友。”

【历程】以德报怨感化东史郎

　　东史郎，一个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最终在中国人民的感化下成了一个勇于顶住压力揭露历史真相的“人”。

　　1937年9月22日，行军途中。东史郎在华北子牙河作战的日记：上游传来叫喊声，两个光着头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跳进了河里，拼命地游水逃走。无数的子弹追逐着他们，但没有一发击中。我也射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射出杀人的子弹。于是，我再度射击。两个年轻人正好登上对岸时，其中的一个就像石头一样落进了河里，我的子弹准确地夺去了那个青年的命……当时，路过我们驻地附近的人、征收来扛行李的苦力都被我们杀了……用刀砍人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砍的同时，我把刀斜了一下，自然我的身体也斜着，没有去看年轻人的死。砍的瞬间我什么都不想，可看到那石榴般皮开肉绽的刀口时，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南京东郊丛葬地纪念碑处，也是东史郎杀人的一个地方。他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我们部队将搜捕来的7000多名俘虏押到离这不远的下麒麟村的一座大宅院内关起来。第二天，这些俘虏被分配给各中队，每一中队两三百人，自行处死了，7000人的生命转瞬消失。

　　中国人给了东史郎第二次生命，是他从“鬼”到人发生蜕变的主要原因。

　　日本战败后，东史郎曾负责率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运输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没想到遭遇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从死人堆里逃过一劫的中国军官。狭路相逢，让东史郎万念俱灰，但“恨不能一刀劈死他”的中国军官却按照上级命令放了他。中国人的宽恕深深地打动了他，从此他就走上了忏悔、揭露真相的艰难之路。

　　1987年7月6日，他出于对侵华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京都和平展”上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这些用鲜血与战火铸成的文字，对日本那些妄图否定南京暴行历史事实、推卸侵略战争罪责的右翼势力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打击。在日记公布的同时，东史郎也受到了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一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他家进行威胁恫吓。

　　长期以来，面对日本右翼的恐吓，东史郎表示“不怕”。他在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副馆长段月萍的信中如此表示：“我是东洋鬼子东史郎，我向被害者谢罪。我虽踩了中国老虎的尾巴，但是中国的‘老虎’没有吃掉我。回到日本，日本的狼却龇牙咧嘴地追逐我，但我一定要反省侵略战争，反省非人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