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元月3日下午，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从京都打来电话，告知我东史郎先生已于是日上午11时45分驾鹤仙去。噩耗传来，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仍不免为这位“忘年交”的逝去感到伤感万分，在悲痛的同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十多年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初识东史郎

　　我第一次认识东史郎，是在1994年8月，那是东史郎先生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此前他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南京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东史郎。东史郎当时已经82岁，但身体硬朗，短短的头发乌黑，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脖上系一条红色的领带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人形象，倒像个50多岁年纪的人。东史郎给了我一个性格倔强、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的第一印象。

　　东史郎当时是随着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和战后第一次来到南京时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作为被告，被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原因是1987年东史郎公布并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日文版）后，在长达6年时间里，没有任何异议。直到1993年4月，《东史郎日记》中涉及到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以日记对在南京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残忍地杀害一名中国人记述“不是事实”、“损害名誉”为由起诉东史郎、青木书店（出版社）和作家下里正树（以东史郎日记为内容写有《被隐瞒的联队史——第20联队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一书），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200万日元。对于东史郎与桥本诉讼案，日本南京大屠杀“虚构派”代表性人物板仓由明，在1993年5月17日出版的《月曜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向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挑战——桥本诉讼经纬及意义》，公然声称：“本诉讼案乍见是为桥本恢复名誉，但其目的并不仅在此。我们将以此作为突破口，证明步兵20联队的残暴行为纯属虚构，要为其恢复名誉。尤其是若能证明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那将更加符合全体日本国民的利益。”日本右翼分子的这段话，一语道破了这场诉讼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司法程序，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以个案来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判决。

　　记得当时我不仅亲自为包括东史郎先生在内的日本南京事件调查团一行作了讲解，引导他们详细地参观了南京馆，而且还陪同他们去了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史郎在玄武门和中山码头两处集体屠杀遗址的回忆。在玄武门左侧约50米处，东史郎指着城墙根告诉我们：“当时日军从国际安全区内搜捕了大约200多名中国人，驱赶到这里用机枪全部杀死，尸体就堆在这里。”在中山码头旁的江边上，东史郎肯定地指出：“这里当时全是中国人的尸体，黑压压的，堆成了一片，江里还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尸体。”

　　东史郎作为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16师团20联队士兵，其证言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资料。

　　声援东史郎

　　1996年4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日本右翼势力将宣传车开到东史郎住宅旁边，用大喇叭施放噪音，燃起烟雾熏吓他们，干扰东史郎夫妇的正常生活。同时寄子弹头给他，写恐吓信威胁，妄图从精神上折磨和搞垮东史郎。面对这一情况，南京人民给了东史郎许多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1996年8月15日，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专门派人来到南京，主要就一审判决涉及的“1937年邮政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政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的加害者构成危害”等3个问题调查取证。我为东史郎及其日本友人的勇于反省历史的正义行动所感染，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赶写了一篇“为正义举证”的长篇报道，见报后立即在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产生了影响。人们积极支持，纷纷为上述3个问题举证。

　　1997年8月14日至16日，首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专门邀请了东史郎先生与会。东史郎在会上发表了《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大屠杀案审判作斗争》的演讲。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东史郎还带着他唯一的儿子前来南京，除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父子俩还专门去了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向遇难者献了花，默祷谢罪。我还陪同东史郎先生，找到他的日记记载的东郊马群、仙鹤门一带集体屠杀遗址，走访家住仙鹤门、当年曾参与掩埋尸体的证人陶东志等，并在仙鹤门千人坟前焚香下跪忏悔，验证了一处新的集体屠杀和丛葬地遗址。

　　1998年3月6日，南京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和设计研究所吴藤芳教授，在南京东郊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一次完全模拟《东史郎日记》记述，将邮政袋绑上手榴弹并扔进水塘的实爆试验，并邀请东史郎及其律师团成员来现场察看，这是东史郎先生战后第4次来南京。这次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造成威胁。为了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世人，东史郎此次将自己保存60多年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南京馆，并授权南京馆翻译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1998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大量的事实和证明，再次判决东史郎败诉。消息传出，全世界正义人士深表震惊。次日，我们又在南京馆召开“南京史学界、法学界东史郎日记案败诉专家座谈会”，谴责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和有违法理的判决。

　　1999年2月，我们又在南京馆内专门举办了《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先后吸引了约200万人次观展，坚定地支持东史郎的正义行动，南京馆先后收到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7万多人签名的横幅和声援信，以及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的陈君实、杜学魁等海外友好人士的声援信函，经整理后交给东史郎案律师团。

　　1999年4月12日，东史郎先生应邀来南京，在金陵饭店参加了《东史郎日记》（中文版）首发式，随后，我陪着东史郎先后去了南京大学、南京青年联合会、南京市社科联等，作了三场报告会。后又专门去了浙江，为杭州的读者签售《东史郎日记》，受到热烈欢迎，并相继参观了“侵华日军浙江富阳日军投降纪念地”，东史郎还追忆当年日军在浙江向中国投降时的历史情景。我们还陪同东史郎先后游览西湖和千岛湖，稍微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记得东史郎当时十分开心和高兴。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东史郎败诉后，南京人民用邀请东史郎先生来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城市巡回作演讲，抗议日本司法当局的不当判决，表达坚定维护历史史实的决心。

　　与东史郎在日本

　　东史郎先生与我曾经在日本数次谋面，并多次站在一起，共同呼吁尊重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维护历史的真相。

　　1999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62周年祭日，我和东史郎先生及其律师团、支援会成员一起，去日本最高法院，直接向审判法官递送了南京馆转交的全中国6万多封声援信函和横幅，希望法官能维护正义，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作出公正的判决。此前的12月11日，我还参与了东史郎的支持者们在大阪街道上的游行，打着“铁证如山，东史郎必胜”的横幅，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令人欣慰的是，游行队伍开始时只有400多人，在途中陆续自发加入了不少日本人，以至于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12月12日，我们又参加“不再重演南京事件之会”组织的在东京大街上的游行。

　　1999年12月16日，我在参加了大阪国际和平集会后，在日本友人山内小夜子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丹后町的东史郎家探望东史郎，受到东史郎夫妇的热情招待。他们准备了丹后半岛的特产——长脚螃蟹来款待我们，东史郎先生还亲手题写了一块匾牌与我，上书“（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军俘虏，（我）顿首再拜；为将日军侵害的真相澄清于世人，我不惜粉身碎骨。88岁东史郎致朱成山先生。”我曾去东史郎夫妇居住的日本式平房周围转了转，看到他家离公路只有2米近的距离，中间仅隔着一条低矮的绿篱，右翼分子宣传车及燃放烟火的威胁之大，令我对老人的处境感到忧虑和担心。

　　2000年12月11日，我和东史郎应冈山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在冈山举行“东史郎证言报告会”，我与东史郎同台发表讲话，受到许多日本朋友的好评。由于三审败诉的结局，对东史郎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较为严重，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以至于一场报告下来，他的内衣全部湿透。我们既为他坚持向更多的人讲清历史真相的精神所感动，又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果然，此后的东史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几年时间内，一系列疾病缠身，先后做过心脏病、膀胱癌、大腿动脉管阻塞等手术，但他都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顽强地挺了过来。2003年10月24日，我第二次登门拜访东史郎夫妇。东史郎当时还处于接受大腿动脉管手术后的疗养阶段，屋内木板上摆着一张小折叠床，那是他的病榻。听说我前去看他，老人很是高兴，早早地起床，蹒跚着走到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到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东史郎先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诚挚的对我说：“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再去南京谢罪一次！”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一心想满足老人的最后愿望。此后，尽管多次与声援会和东史郎亲属商量，哪怕是坐在轮椅上前来，也要实现他的心愿。但东史郎的身体条件始终未能如愿，想不到竟成为永久的遗憾，我与东史郎的这次见面竟成永别。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