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南京的中共党组织领导南京人民同仇敌忾,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运用各种形式坚持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
党组织的重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于1937年8月9日应邀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继续与国民党谈判。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的谈话会。周恩来、朱德就战略、战术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谈判,国共双方于18日达成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同日,周恩来、叶剑英到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向被押政治犯作政治形势报告。周恩来点名接出夏之栩等3人。19日,朱德、周恩来飞返陕西。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从陕西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历时8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终于在南京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又称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负责联络工作,并不断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释放了关押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政治犯1000多人,其中有陶铸、钱瑛、帅孟奇、王鹤寿、刘宁一、刘顺元、惠浴宇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人民抗日情绪高涨。7月15日至18日,先后成立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首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首都华侨抗敌后援会等。
8月底9月初,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在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引导下,经烟台、济南到达南京。从北方流亡到南京的学生中约有30名共产党员。他们设立了特别支部,由原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任书记。特支在南京秘密学联的骨干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0月,成立中共南京市委,由原北平西城区区委书记李华担任书记,北平来的方珂德、马子卿(于辛)任委员。中共南京市委领导南京、扬州等地的党支部或党员。
1937年10月底,上海守军放弃南翔以东、苏州河以北全部阵地,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因此,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于11月中下旬分批撤往武汉。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共产党员凡是在南京站不住脚的就撤退。由于当时市委所属党员多为平津、南京的青年学生,所以绝大多数都撤走了,市委遂停止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于敌手。从此,日军开始了为期6个星期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达30万人。全市颓垣断壁,满目荒凉。
在日本侵略者的炮制下,南京于1938年元旦成立伪“自治委员会”。同年3月28日,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侵略者为侵吞中国,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扶持起汪精卫傀儡政权。日伪盘踞,黎民遭殃。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展自己的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长江以南创立游击根据地。陈毅即率领新四军一支队进逼南京。6月3日与粟裕会合后,4日抵达高淳县境,一支队司令部设于淳溪镇吴家祠堂。陈毅、粟裕、张鼎丞、谭震林、罗炳辉等都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新四军一支队在高淳、溧水、江宁,四支队在江浦,五支队在六合,他们开展了一次次打击日伪的抗日游击斗争,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新四军兵临南京城下,有力威胁着敌伪心脏。南京人民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吃菜要吃青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根据中央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中共江苏省委、苏皖区党委等策划到南京开展工作。南京市的进步青年也在寻找党。
1940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党员马卓然、朱启銮先后到南京,他们经亲友帮助设法找到职业,在南京站稳了脚跟。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10余名党员到南京。他们或是在南京有亲戚朋友,或是大中学生,转到南京上中学或大学。党员到南京后,即迅速植根于群众之中。1942年6月,省委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由刘峰负责南京党的工作。临行时,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王尧山对刘峰再三强调要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要实行“勤学、勤业、广交朋友”的策略,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团结教育群众。8月,成立中共南京小组,由刘峰任组长,朱启銮任副组长。
1940年7月,苏皖区党委将来新四军游击地区找党的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学生朱为娟、王秀琪、姜秀英(石轩)安排在句容宝华山学习,后发展她们入党。由于南京城内工作的需要,她们提前转正,组成一个党支部,王秀琪任书记。8月,她们回南京开展工作。苏皖区党委以“城外培育、城内开花”的形式,在南京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
1941年7月,江南区党委(原苏皖区党委)派路西南特委妇女部长舒诚到南京,负责苏皖系统党员工作。194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苏皖系统党员成立中共南京特别支部,舒诚任书记,7月,建立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由舒诚任书记,金毅民、姜秀英、王秀琪为委员,有党员60多人。
1944年3月,苏皖区党委指示舒诚等人回根据地,剩下的党员编为两个独立中心支部。
6月,华中局领导下的南京工作委员会成立,刘峰任书记,朱启銮任副书记并兼管马鞍山、镇江等地的工作。该工委领导各系统的党员进一步开展群众活动,发展党的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有党员80余人。
用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活动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南京各系统的党员默契配合,在南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抗日活动,团结教育了大批青年学生,使众多青年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觉醒,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942年秋,伪南京市市长、“东亚联盟总会南京分会”会长周学昌授意他的亲信在中央大学组织“学生互助会”,这是南京第一个公开合法的青年学生组织。共产党员方〖FJF〗盤〖F JJ〗、张杰、何广鑫、庄佩琳、芮琴和等先后打入该组织,使该组织为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所掌握。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编辑出版刊物,自办图书馆,举办补习班,召开座谈会、辩论会、演讲会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他们在部分学生中秘密传阅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提高学生觉悟,培养学生运动的骨干。“学生互助会”成为党联系广大学生的纽带。
1943年,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了培植私人势力,组织了一个“青年模范团”的外围团体——“干字运动实践会”,林柏生自任会长。地下党员何广鑫担任了该会的学术组组长,他与服务组组长唐益民等5人结拜成“五兄弟”,该组织的重要活动大都先由何广鑫向党组织请示,然后通过“五兄弟”去执行。“干字运动实践会”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同时吸收各中学学生参加,正式会员有500余人,经常参加活动的近2000人。他们举办过两期寒假学生生活营,每期约100人参加,除大、中学生外,还吸收少数职业青年。该会通过出刊物、演话剧等各种方式,紧密联系青年学生思想实际,宣传爱国、民主和科学思想。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南京后,就对中国人民实行毒化政策。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鸦片特税更高。随着南京人口逐渐增多,鸦片烟馆也逐渐增多。1943年冬,林柏生派人策划利用学生,以清毒为名,与日本浪人争夺鸦片专卖权。他们找到中央大学青年救国社成员厉恩虞(陈震东)和王嘉谟。厉、王两人同青救社负责人方盤、姚禹谟等商量,大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打击黑暗势力。
1943年12月18日下午,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力量、清毒积极分子动员了大、中学生3000余人上街游行示威,示威群众情绪高昂,沿途不断呼喊禁绝“烟、赌、舞”的口号。当晚,游行队伍从夫子庙回到国民大会堂,当众把没收的烟土、烟具、麻将牌等集中焚烧。当年参加这场清毒运动的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7月17日发表的《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惧色。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
共地下党组织很重视开展职工工作,派党员打进企业,在日本人管理的工厂发动工人,采取磨洋工、破坏机器设备的办法,削弱它的力量。
沪宁、宁芜、津浦南段三条铁路和市内铁路都归日军控制的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管辖。1942年,铁路工人张锦棠(董铭)等人从淮南抗日根据地学习回来,组织了“华中铁道工人抗日行动委员会”(简称“工抗会”),有会员20多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工人怠工、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截取军用物资,及时送到根据地。1943年夏天,会员赵景升从日军仓库搞到一批子弹,隐藏在水塘,日本宪兵发觉后押着他去寻找子弹。他为了不让子弹重新落入敌人手里,壮烈牺牲。
1944年,党员叶再生打入汪伪“青年模范团”,利用职务之便,发起组织了“南京市工商青年联谊会”,为了增强合法性,推举林柏生为会长,周学昌(伪南京市市长)、葛亮畴(南京市商会会长)等人为副会长,叶再生则任总干事,掌握实权。“南京市工商青年联谊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很快吸引了众多苦闷彷徨的青年工人、职员、店员参加,先后发展会员近2000人,在南京工人、职员、店员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隐蔽战线的斗争
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还活跃着一批战斗在隐蔽战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地下工作者。1938年2月,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被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经他巧妙安排,中共党员、情报工作人员陈一峰也打入中联社任首席记者。两个人在南京经常获得重要情报。
后来南京情报组成立,成员除西里龙夫、陈一峰外,还有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也是中共秘密党员。潘汉年奉党的命令经常出入于汪伪统治中心,掌握敌伪核心动态,他掌握的上海情报站派李德生(纪纲)到南京担任情报组组长,李德生的爱人张鸣先负责密写情报,加上张明达、陈三百等八人组成了一个精干小组。李德生在小火瓦巷租了一座比较好的房子,以行医为掩护,将西里龙夫、陈一峰、汪锦元等人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再转发延安和新四军军部。1939年10月,他们获知日军大本营对华军事方针和政治方针;1941年9月,获知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11月又获知日本在伪满洲国及华北的军队、辎重正往南方调动,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他们敏锐地分析出: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他们即将这一重要情报转达延安。果然,1941年12月7日晨,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1942年6、7月,南京情报组大部分成员因受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牵连被日军逮捕。西里龙夫被判死刑,后因1945年日军投降而未及执行。西里龙夫幸免于难,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也先后获释。
1942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徐楚光(徐祖芳)被八路军总参谋部派到南京做情报工作。1943年他的关系转到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他打入伪军上层任上校,广交朋友,多方活动。他和其他地下工作者一道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敌伪大量军事情报,及时送到华中局、新四军军部。
拱卫南京的伪警卫第三师约5000人,全部日式装备。徐楚光利用汪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关系,结识三师师长陈孝强,经一段时间交往,陈孝强答应委任徐楚光为三师参谋长。徐楚光正准备策动反正时,陈孝强于1944年5月被免职。继任师长为汪伪少将参赞钟健魂。徐楚光得知钟健魂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定争取钟健魂反正。最后在徐楚光等的不懈努力下,1945年8月9日,伪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终于率全师官兵3000多人起义,投奔新四军。起义官兵被改编为华中独立第一军。徐楚光还根据上级指示,里应外合,协助原空军航校中校教官周致和和空军少尉黄哲夫等驾机起义。8月20日,周致和、黄哲夫等6人,驾驶原汪精卫座机“建国”号在扬州机场起义,胜利抵达延安机场。
945年春,徐楚光利用护路总队这一公开组织,筹建地下军——京沪人民挺进总队,准备条件成熟时配合新四军进攻。
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后,南京党组织曾积极准备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酷暑季节,地下党员们兴奋地挥汗刻印朱德总司令要冈村宁次率部投降的命令,并连夜分发全城,敌伪异常震惊。南京地下党组织还组织地下军,准备夺取枪支,以便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新四军放弃进攻的打算。但经过这一工作,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对他们抓紧教育,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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