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插上总统府（1945-1949） |
 |
| news.longhoo.net 2006-6-14 10:18:06 推荐本稿 短信订阅 |
| 【编辑：陆晴 】 |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但国民党反动派为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抢夺胜利成果，竟与日伪合流，阻止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受降。
国民党政府一面邀请毛泽东进行谈判，一面颁发“剿匪”密令，调兵遣将，发动内战。为争取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共党组织继续领导人民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作斗争，革命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南京市委与中共中央南京局。
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依靠美国的帮助，抢占战略要地，种下新的内战的祸根；经济上忙于接收敌伪物资，抢掠人民财产。许多接收大员名为接收，实为劫收，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官僚们趁机大捞，对这些接收大员，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是“五子（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登科”人物。南京流传着“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这里的“中央”指国民党中央军——编者注）。而对收复区人民，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了歧视的态度，侮辱曾在汪伪统治下的工厂、机关中工作过的工人、职员是伪工人、伪职员，学生是“小汉奸”，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中共南京工委因势利导，推动工人、学生开展了反对歧视、争生存、争读书权利的反甄审斗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领导南京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斗争。它使许多群众破除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面目，也锻炼了党组织和积极分子，对以后的革命斗争有着积极影响。
为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与开展斗争的需要，1945年10月，华中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分局城工部下建立南京工作部（驻六合地区），陈修良任部长，领导南京地区党的工作。
1946年4月，华中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在南京建立南京市委。市委由陈修良（书记）、刘峰（副书记）、王明远、朱启銮、方休（1947年初方休调出，补陈慎言）组成。市委成立前后，华中分局还先后派了卢伯明、高骏、陈良、林徵、江瑾等一批干部到南京工作，充实南京党的力量。
946年5月，陈修良到南京不久便在磨盘街42号党员张杰家里召开第一次市委会议，传达分局指示，研究部署工作。这时市委所属党员共有200多人。市委成立后，对原有的基层组织进行整理、调整，市委委员也作了分工。1947年，市委先后归中共上海分局、上海局领导。
民党为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抗战胜利后就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但由于国内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再加上兵力调配部署需要时间，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由重庆迁到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国府路梅园新村30号、35号和17号。4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梅园周围设立了各种监视站，街头、巷口、门旁布满了化装成各种人物的便衣特务，但代表团同志不为其所惧。
中共代表团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为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而与美蒋反动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使他们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共产党进一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这对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南京局联系的南京各界的党员约70余人，其中包括一些统战关系中的党员；还恢复联系、调整建立了一些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团体。如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工作组”、“民主青年协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南京分会”、“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等。其中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新青社，是党组织在大学生中开展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按照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原则，扎根于群众之中，通过各种生活性、学术性、文娱性、服务性的活动，以及出壁报，读进步书报，请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做时事报告等形式，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扩大党在南京人民中的影响，争取和团结群众，并组织引导他们积极参加与配合京沪一带的爱国民主运动。通过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这些外围组织自身也不断发展，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后，党员关系和外围组织先后转归南京市委领导。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盛丕华、雷洁琼、包达三、张伯、阎宝航、吴耀宗、蒉延芳等组成的和平请愿代表团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由上海赴南京请愿。傍晚7时，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即遭到伪装成苏北难民的一群特务围攻殴打，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请愿代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被打伤，记者浦熙修、高集以及前往欢迎的叶笃义（民盟）、陆兰秀（中共党员、经协南京分会成员）等也遭毒打。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和一直在中共代表团等候消息的郭沫若以及民盟的罗隆基、张申府等闻讯后，立即赶赴医院探望慰问。“下关惨案”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遭到各界舆论的谴责。马叙伦曾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6月26日，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爆发。11月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在南京召开，国共和谈就此破裂。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京沪卫戍警备机关通知京沪中共办事处限期撤返延安。3月7日，中共代表团告别南京。
南京谈判斗争，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使他们陷于孤立的地位，使我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推动了国统区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
“五二○”运动与第二条战线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这一暴行立即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抗暴运动。南京学生迅速掀起抗暴斗争。1947年1月2日，金陵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等高校的学生2000多人举行抗暴游行，向国民政府和美国驻华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3日，以中央大学为主，联合其他几所学校再次举行抗暴游行，并散发宣传品，又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司徒雷登递交了抗议书。2月17日，南京学生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深入开展抗暴斗争。
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极力推行的全面内战政策，不仅导致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使它面临政治危机。内战加深了民众的苦难。1947年初受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国统区物价猛涨。19 46年底，南京大米每石55万元；1947年2月20日，涨到每石12万元；5月13日，又上涨到每石285万元。物价狂涨，而一般公教人员和职工因生活指数冻结，收入更显微薄，难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温饱，大学公费生每天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国统区人民为求生存，被迫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
947年4月28日，中共上海分局书记刘晓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近月来国统区群众斗争又复趋活跃，蒋区城市的群众运动目前曲线即将走完，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4月间，上海分局领导人先后向南京、上海等地党组织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传达了上述精神，希望各地分散斗争逐步会合，在红五月形成高潮。上海分局领导人在会见陈修良时还说，如果能在国民党首都南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政治影响将更大。南京市委因势利导，从生活问题入手，发动各行各业人民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五二”运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斗争。
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布告，因物价飞涨，每人每月24万元副食费已不够开支。中央大学的中共党组织通过新青社发动学生贴出呼吁公告，要求增加副食费，签名者不下2000人。学生运动由13日中央大学学生的“吃光运动”，发展到15日的中央大学、国立音乐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三校学生40 00人联合举行的请愿游行。17日、18日，全市大专院校代表集会，商讨组织“南京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简称南京学联），决定在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天举行游行示威，并立即通电全国各地大学，希望各地与南京配合，统一行动，并欢迎来南京请愿。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当即通知上海学委：学生代表19日一定要赶到南京，和南京学生联合行动。
5月20日清晨，南京城内军警云集，如临大敌。原定参加请愿的南京各大专院校均被军警包围。9时许，京、沪、苏、杭16校5000余名学生在中央大学会合，冲破军警包围后，举行联合大游行。游行队伍到珠江路口，再次受阻，遭到国民党警宪用带钉木棍的毒打和消防车水龙头的猛烈冲射。据事后统计，学生被军警打成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
冲过珠江路封锁线的学生队伍又在国府路（今长江路）廊东街口遇到封锁，骑高头大马的骑兵、着玄色军服的防护团、全副美式装备的青年军、武装宪兵、机关枪队组成了五道防线。主席团决定派代表与警宪指挥官交涉，经6个小时的谈判斗争，学生最后胜利而归。
此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暴席卷全国，到6月4日，全国有20个省的数十万学生罢课、游行，并与各界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5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评论文章《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文章称这一“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中国境内继军事斗争之后出现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指出，全国各阶层人民正在结成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反动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1948年，在五四运动29周年、“五二”运动一周年之际，南京青年学生又举办五四纪念周活动、“五二”运动周年纪念万人晚会，呼吁反独裁、反卖国、反迫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国民党当局在晚会上捣乱未遂，暗中逮捕中央大学、金陵大学4名学生，同学们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青年部，学生在现场向市民宣传，控诉国民党迫害学生的暴行。最后当局不得不交出被捕的同学。这次斗争使国民党当众出丑，蒋介石十分愤恨。
国民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日报》连续几天刊发杀气腾腾的社论、文章，叫嚷要“为党雪耻”，要对爱国学生“操刀一割”。中共南京市委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决定一方面在学生中继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一方面从组织上作必要调整，让一些同志有计划地撤退，以免遭敌人毒手。南京爱国学生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更严峻的斗争。
中共南京市委还十分重视开展工人工作，1947年1月建立工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南京的工人运动。党组织针对因物价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的状况，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既符合工人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又有利于掩护党的工作，达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政治目的。
1947年5月，南京电信局职工曾为反对冻结工资、要求按物价指数发工资而进行斗争。1948年，党组织又通过临时邮差联谊会，要求按生活指数发工资，取得一定的胜利。公交系统职工也在党组织领导下不断进行斗争。1947年，江南汽车公司外勤职工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等3项要求，遭到拒绝后，就采取“大请客”——汽车照常开出，但乘客不需买票的方式进行变相罢工，迫使资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948年5月5日，全市2000多名三轮车工人罢工游行，江南汽车公司工人不出车，全市交通几乎瘫痪。最后资方答应提高工人待遇。南京的印刷工人把分散的经济斗争改为更集中、更有力的斗争，曾创造出首都一日无报的奇迹。这些斗争，既解决了工人的实际困难，又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南京的铁路工人和各行业工人一样，在抗战胜利后，倍受国民党的政治歧视和经济掠夺。铁路工人要求生存权利、抗议反动当局迫害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48年6月，铁路当局扣发原已答应发给工人的5、6两个月的米贴及702倍的生活指数，致使工人生活陷于困境，工人自发的怠工斗争不断发生。两浦区委决定抓住时机，以补发和增加米贴为口号，发动两浦铁路工人举行罢工。6月26日，100多名两浦铁路工人要求当局补发米贴和欠款，交涉三天未果。7月2日，6000多名工人罢工，致使两浦机器停开、机车不动，电话不响、水电停供。一列列军用车开不出去，江边码头渡船停驶。一时间，整个浦口铁路陷于瘫痪，打乱了津浦铁路的运输计划，陇海线的列车运行也受到影响。罢工11个小时后，路局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1948年1月，中共南京市委在小教党支部基础上成立了小教工作委员会，在小教系统开展工作。10月10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四个“双十节”。这天，南京竟发生了一起美军无理殴打中国学生和教师的严重事件——新生小学事件。
当时美国正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并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新生小学事件加深了南京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党组织立即发动群众，成立了新生小学抗暴委员会。抗暴委员会邀请学生家长参加，召开记者招待会。17日，在党组织领导下，小教协进会在介寿堂（今工人文化宫）召开了有800多名教师参加的大会，声讨美军暴行，迫使美军顾问团向新生小学师生道歉，将行凶者调离中国。在新生小学抗暴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不久，小教工委又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11月，全市小学3000名教师总罢教，迫使当局发给小学教师每人100元贷金。罢教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国民党在军事上不断失败，政治上危机日深，于是对人民民主运动采取了更野蛮的法西斯式的镇压。1948年，南京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通讯局（原中统）、保密局（原军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以及首都卫戍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加紧搜集革命者名单，对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市委从情报系统获悉敌人大逮捕的黑名单，决定分批撤退已暴露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7月5日，负责带领学生撤退去皖西的地下交通员叛变，8日，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名学生党员到达约会地点时被捕，另一组学生见状逃脱。其后，敌人于8月19日、1 1月25日和1949年1月7日，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进行三次大逮捕，先后逮捕学生115人，工人、职员、新闻记者57人。
中共南京党组织开展了各种营救斗争，如中央大学成立了“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
国民党政府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不于1948年11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释放8月19日被拘捕的学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为安定民心，表示求和诚意，曾明令取消全国戒严令，解除报禁，释放政治犯及撤销特刑庭，废止《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与此同时，中共南京市委设法继续营救尚未获释的政治犯，市委学委副书记沙轶因的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司长，1949年初，杨兆龙已代理国民党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市委派沙轶因争取杨兆龙的帮助，说服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到4月中旬，南京被捕的学生和其他政治犯，除个别人外均获释放。
反搬迁与护厂护校
1948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政府迅速崩溃的一年。1948年8月，南京产业工人及其他职业工人总数约有65万余人。在南京工业中，公营工厂50多个，分属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工商部、农林部、粮食部、交通部、联勤总部等部、委，另外，还有一些私营企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国民党开始组织工厂搬迁。为了保护人民财产，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精神，从1948年秋冬开始，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对搬迁、护厂护校的斗争。
党在这一斗争中不仅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还获得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资源委员会所属五个厂设备好，技术力量强，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厂就是其中之一。在群众的反搬迁斗争下，该厂被敌人搬走的机器设备终于又卸下船来。解放后，这个厂成为中国无线电工业的重点厂——南京无线电厂(现熊猫集团)。
国农业机械公司南京分公司（现南京机床厂）的经理逃离南京，公司暂由秘书史汝楫负责。中共南京地下组织争取史汝楫的支持，保护了该公司。
浦镇机厂已驻进的国民党军队弄来10箱炸药，想临走时炸厂。工人中的党员深入群众，发动工人组织护厂队。工人警告厂长：“厂在工人在，厂毁了工人不会答应你!”他们还做驻厂士兵的工作，劝士兵不要为反动政府卖命，并趁夜间搬掉那10箱炸药，保护了工厂。解放后，这个厂发展成为著名的浦镇车辆厂。
隶属于国民党联勤总部的首都被服厂（现三五三厂）是军需工厂，有4000名左右工人。
1948年12月，厂方下令搬迁。该厂党支部研究对策，反对搬迁。为防止敌人下毒手，党支部决定采取拆除和破坏机器的办法，使厂方搬走的不过是表面完好的机器外壳。1949年初，被服厂被解散，不肯搬迁的工人失业了。党支部发动群众凑集资金买机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承包了赶制国民党军队急需的8万套单军装和8万套衬衣裤的任务。为了不让这些军衣被敌人拿走，工人表面上班干活，却巧妙地以怠工应付承包商。各道工序都设法拖延，一直拖到南京解放，没让敌人拿走一套，8万套单军装和8万套衬衣裤都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永利錏厂（现南化集团）是南京最大的民营企业，党支部和厂长李承干（中共秘密党员）发动群众，提出“职工团结，劳资合作，保厂护家，共渡难关”的口号，建立“保厂保家指挥部”，他们将围墙加电网，派工人纠察队员站岗，千方百计使这个厂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党的力量薄弱的一些工厂，党组织就设法派人做厂长及上层技术员的工作，如首都电厂、汽车修配厂、水厂、印刷厂等。直到解放那天，南京的供电、供水、电讯和市内交通都没有片刻中断。
1948年，南京有高等学校12所，中学51所，大、中学生4.5万余人。为了把这些学校完整地保存下来，党组织领导学生、教职员开展了保护学校的斗争。
1949年1月，中央大学代校长准备到福建或广州、台湾勘察新校址，遭大批教授和学生群起反对，月底，他携款弃职离校。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领导师生，成立学生应变委员会、校务维持委员会，选举进步教授梁希为主任委员，行使中央大学行政领导权。师生又联合斗争，争取到中央大学的应变粮款，保护了学校。
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前身为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委的中央党务学校，从建校至1947年改国立政治大学前，蒋介石一直担任该校校长，校内反动力量很强。国民党政府搬迁令一下，校方造谣欺骗了不少学生跟他们走。这时，该校的共产党员在市委学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成立应变委员会，千方百计反对搬迁，将已到杭州的大部分师生说服回到学校。
在旧中国，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大小商店数以万计。党组织根据南京商业的实际情况，利用职工互励会等合法形式，广泛组织店员起来护店。1949年1月，市委建立店员工作委员会，领导广大店员开展反对搬迁的斗争。各商场党支部提出“人在商店在”的口号，在反搬迁斗争中，党组织团结大多数店员，保护了南京新街口、夫子庙、建康路等繁华商业地区，使之未遭破坏。
南京有国民党机关公务员11万人。为了加强公务员工作，1948年3月，市委成立了公务员工作委员会。1949年1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各机关除必要留京人员外，其余均疏散到后方，并计划两周内撤退档案、设备、物资。公务员系统中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成立联谊会等组织，开展以争取疏散费和保护机关里的物资档案为主的反搬迁斗争。
南京的科研机关多。中央研究院下属有许多研究所，各党支部根据市委指示，动员科研人员反对搬迁。社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天文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等单位都得以留在南京。
南京金融业有银行60家，钱庄23家，保险公司33家，信用合作社34家，是控制南京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1948年11月，南京市委成立银钱业工作委员会。当时，银行职工思想十分混乱，党员及时做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留下来，并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拿出更多的钱来弥补群众的经济损失。同时保护了账册、档案、房产、资财，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南京创造了条件。
反对搬迁，护厂、护校，不仅保护了大量财产物资，还保护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免受反动派的裹胁，为建设新南京打下了基础。
情报与策反工作
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云集，是国民党的指挥中枢。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南京市委加强了情报、策反工作。
1946年5月，市委下设情报系统，1948年10月，市委又专门建立策反系统。情报、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一直属上海局领导。他们在敌人心脏千方百计地获取情报，了解和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他们深入敌人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瓦解敌军，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1946年夏天，国民党召开“军事复员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内战的动员会。一位地下党员进入敌人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的印刷所做校对，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这次会议的整套材料，该材料对解放军如何作战有重要参考价值。1947年，中共苏中区党委拟在江南建立十地委，负责人陈丕显派金柯等秘密到江南活动。不久，金柯被捕，供出十地委人员名单，敌特机构因此先后逮捕了100多人。金柯被敌人任命为少将高参，拟派回到苏中，诱骗陈丕显到江南，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该情报被在国防二厅的我情报人员获悉，避免了苏中区党委的重大损失。打入保密局南京站的共产党员，提供了保密局、学运组的许多情报，如大逮捕之前拟定的黑名单等，使市委及时采取了措施。
还有的情报人员进入国民党联勤总部军运调度室，及时掌握国民党海陆空调运情况、军队战斗序列、江防情况。有的情报人员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有的以记者身份搜集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经济情报。民盟南京工委成员、民革南京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各民主党派都提供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量情报。
在国民党撤退前，敌特多方面在南京多点、多线预伏布置了敌特3000多人。这一情报很快为我情报人员掌握，后来这些预伏特务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一抓获。
打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的沈世猷，复制了国民党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紧急任务。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这些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庞大，有国防部及海、陆、空、联勤总司令部，还有其下属宪兵等10多个二级司令部，另有军事院校22所。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人员和驻守的部队共约226万多人。市委负责策反工作的史永公开身份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他直接受中共上海局领导，同市委书记陈修良联系，策反关系由南京市委提供。在市委策反系统的积极工作下，1948年12月16日晚，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策反系统的领导下，经地下党员林诚等策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趁蒋介石在空军俱乐部举行大会之机，驾驶B〖CD2〗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义。飞机起飞后，原拟将投弹轰炸总统府和机场，后因机件失灵投偏，降落在燕子矶附近。次日凌晨3时该机于石家庄解放区机场安全降落。这是解放战争中起义的第一架飞机。这对以后其他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由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编成，曾担任总统官邸、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被称为“御林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曾在蒋介石部队任职多年，后又任青年军第八十七军副军长。蒋介石选中他，并单独召见他，委以重任。但王晏清正直廉洁，早就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不满，对内战也厌倦。王晏清的母舅邓昊明是农工民主党成员，早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中共南京市委派党员李益之（即陆平，公开身份是《大刚报》记者）通过邓昊明的关系策动王晏清。1949年初，王晏清决心起义。原准备于南京解放时起义以接应解放军，但因计划有所泄露，王晏清被卫戍司令部软禁，幸被副司令覃异之释放。3月25日，王晏清毅然率第九十七师起义。第九十七师的起义，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明显标志，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非常强烈。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装备最优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较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1946年经党组织同意进入国民党英国接舰潜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随重庆号回国后，南京党组织派陈良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一出黄浦江口，就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将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改变原计划，把航行起义改为在吴淞口停泊中起义。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在吴淞口起义。
此外，南京狮子山炮台、空军大校场电台和指挥塔台、驻马鞍山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一部也在解放前夕相继起义。南京东区警察局副局长也带领千余名警察，在敌人主力弃城逃跑、解放大军进城前维持治安，阻止残敌的破坏活动。
许许多多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勇士，为南京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有的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如民革南京市委为策应解放军渡江的计划泄露，有四五十名成员被捕，主任委员孟士衡等3人英勇捐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功绩!
里应外合迎解放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官员仓皇撤退，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面对这一严重情况，中共南京党组织团结人民，维持治安，迎接解放。首先在各学校、工厂、商店、机关把群众组织起来，储水、储粮，成立“维持委员会”、“纠察队”、“巡逻队”等组织，保护自己的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
市委组织了三轮车工人和警察两支队伍维持治安。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是人民民主保卫队。他们中党的力量很强，担负了维持社会秩序、迎接解放的重任。
1949年4月，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阵地已在解放军炮兵射程之内。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首先在荻港一带突破长江天堑，接着利用各种船只，突破敌人的千里江防线，挥戈南下，迅速向纵深猛进，对芜湖、南京、镇江地区的敌军构成钳形夹击之势。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夺取江浦、浦镇、浦口。南京敌军仓皇逃跑。23日，南京一时处于真空。市委警察工作委员会通过近百名地下党员，在各区警察局、派出所策动和组织了1000多名警察参加“地下工作团”，与党在各条战线组织的进步力量共同保护南京城，使汤恩伯企图在放弃南京前要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以及重要仓库的阴谋，未能得逞。
各行各业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为接运解放军渡江，千方百计地寻找船只。下关电厂工人将保存下来的运煤船京电号开向北岸。水上警察局地下党员和人民群众把国民党军队赶进三汊河的8艘巡逻艇开出，并拖着民船乘风破浪向江北急驶，后来又组织了上江、下江、内河的木帆船、小划子以及民生轮船公司、福记轮船公司、招商局、铁路轮渡管理所的大小轮船加入接运解放军的行列。随后，铁路轮渡管理所的昌平号拖轮、浦口号渡轮等也参加渡运坦克、炮车。江上千帆竞发，舟楫如梭。4月23日午夜，南京解放，总统府门楼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红旗。
5月1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3000多人举行会师大会，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刘晓、饶漱石等在会上讲了话。同日，新的南京市委成立。常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组成。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市军管会派遣军代表开始接管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机关。
毛泽东主席为南京解放题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 |||||||
| |||||||
| 相关新闻 | |
|
| 上一篇：机智战斗敌心脏（1937—1945） 下一篇：虎踞龙盘今胜昔（1949-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