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踞龙盘今胜昔（1949-1957） | 新闻中心

在南京人民的密切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积极进行社会改革。经过7年的努力，南京市的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城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10月，南京市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2月为华东军政委员会直辖市，1952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江苏省，南京为江苏省人民政府直辖市。

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南京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开始了焕发青春的新时代。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22年中，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摧残，南京已沦为为官僚服务的、臃肿庞大的特殊消费城市，集中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各种特征。

据1948年6月统计，南京市人口为135万，其中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11万，警察、宪兵、特务2万多，他们的眷属17万，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厨师、娘姨、仆役9万，加上与他们沾亲带故而留在南京的人员约30万，总计这类消费人口约70万，而真正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工人、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10。南京的官办工业生产企业只有38家，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多半属装配性质，严重依附于外国资本，重要原材料、技术资料也都要靠外国进口。至于南京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挤压下更是奄奄一息。1949年，全市仅有888家私营工业企业，其中30人以上、使用动力的工厂只有36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4％，其余均为手工作坊，全市产业工人不足2万人。这种状况在全国人口逾百万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样薄弱的生产基础，无疑难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南京的私营商业过去为适应国民党庞大军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特殊需要而长期畸形发展，恶性膨胀。据1947年11月统计，这些私营商业达到15679户，是工业企业户数的17倍，商店、酒吧、餐厅、舞厅、妓院、影剧院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商业经营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官僚及其家属使用的特殊消费品，而与广大市民和生产事业有关的仅占25％左右。 

失业问题，过去一直是南京的一个重大社会顽症。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南京市的无业、失业人员为37万人。南京解放前夕，多数工厂已经停产或濒临倒闭，商业也因其主要服务对 象——官僚及其家属的陆续撤离而陷入巨大的困境，无业、失业人口大量增加。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逃后，9万多茶房、厨师、娘姨、仆役这些过去为官僚服务的从业人员和留下来的五六万原国民党公务人员又加入了无业、失业人员的行列。这样，南京市的无业、失业人员总数达50万人以上，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解放前，南京市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麇集，外国使馆、商社、间谍机构林立，各种帮会社团众多。国民党政府南逃之前，除有计划地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留下数以万计的特务、武装土匪外，还从监狱里故意放出大量悍盗惯窃，企图以此来骚扰、破坏南京的社会秩序。

解放后，人民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南京，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摆在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同时，迅速将这座过去为官僚服务的、臃肿庞大的特殊消费城市，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生产城市。

城市的新生

南京一解放，党就十分注重进城后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问题，认为这是党能否顺利地接管南京、建设南京的首要问题。在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的前一日，即1949年5 月9日，南京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即将就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刘伯承召开了市政府局长以上的第一次干部座谈会，他说，南京的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已由被统治者变成为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刘伯承郑重地告诫各级干部：“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做到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群众才行。”刘伯承引用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到南京后，脱离群众，自己腐化起来，最后失败的例子，说：“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当作口头禅。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经常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

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结合南京的实际，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接管南京的方针、政策，先后提出了关于“要把过去畸形发展的旧南京改造成为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的总目标：　关于分三步走，即迅速接管、初步恢复和大规模发展的工作步骤；关于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恢复、维持、改造生产的方针；关于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过程中兼顾“四面八方”，即正确处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关系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些为胜利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根据上述总目标和各项政策，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开始对南京进行大量改造和建设工作。

首先，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采取“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方针，接管国民党军政、文教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这项工作从1949年5月1日开始，抽调了军队干部、老解放区工作人员和南京地下党员共3600多人参加，至5月底基本结束，共接收国民党中央系统机关749个单位，国民党地方性机关174 个单位，文教机关16个单位，大专学校13所，公立中学16所，公立小学173所，各种企业机构50个单位。在接管的1191个单位中，官僚机构达923个，占总数的80％。在接管中，对于近12万旧公教人员、流散军警，除反动有据、劣迹昭著而又为群众所不满者，予以撤职开除，其中首恶分子依法惩处外，其他均依照“一律包下来”和“三个人饭五个人吃，房屋挤着住”的政策分别留用或作适当安置。这样就为顺利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团结、教育、改造旧军政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维护社会治安，处理无业、失业人员，平抑物价，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刚解放的南京城，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是残余反动势力的破坏。这里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党、政、军、警、宪、特首脑机关林立，各种帮会社团众多。解放后，这些机构中大量成员滞留南京，国民党南逃前又有计划地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特务、武装土匪和散兵游勇，并从监狱里放出3000多名悍盗惯窃，对南京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扰乱和破坏。一些特务伪装进步，利用各种机会打入我军队、机关、企业和民主党派内，以合法身份，从我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收的学员中，就发现有特务分子混入其中。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潜宁电台竟设在一个民主党派办事处内与台湾通报。有的特务在市内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散布“美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老蒋中秋节要回来吃月饼”，造谣惑众。有的特务纠集各种反动组织，反对政府，反对接管，搞请愿、游行。有的特务组织武装，对我袭击，抢劫公粮民财，曾三次袭击汤山我军火库，甚至袭击 “三野”机要处。敌机轰炸下关电厂时，特务躲在附近招商局楼上打信号枪，指示轰炸目标，等等。另外，据统计，1949年5月至9月的5个月中，南京市就发生各种刑事案件2430起，暗藏的特务也制造了多起捣乱破坏活动。1950年9月发生的前埃及大使馆被盗、代办被刺伤一案，即系匪特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所为。二是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南京原有失业人口37万，解放后，又有国民党留下的大批公务人员，依附官僚生存的各种服务人员，流落南京的大量灾民、流亡学生、逃亡地主、散兵游勇等，这些人加入了失业队伍，使全市失业人口总数达到50万以上，这无疑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严重的不安定。三是物价波动。解放前，随着国民经济的崩溃和金圆券的破产，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的9个月中，南京物价上涨了10万倍以上。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特务与奸商的阴谋捣乱，加上严重水灾的影响，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的10个月中，南京物价也先后发生过四次大波动，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安定。

南京市人民政府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社会治安方面，于1949年6月4日宣布解散敌特组织和反动党团组织，并以自首登记、宣传攻势和组织侦察三管齐下的措施，先后破获了一批潜伏特务案件，至1950年12月底，共破获各种特务案件214起，摧毁各系统潜伏组（站）台41起，逮捕特务分子913人，收缴潜特电台25部；破获重大武装匪特组织60起，逮捕匪徒4 72人，并公开镇压了首恶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各种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开展了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禁毒工作，抓紧了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处理，消除了隐患，使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在处理无业、失业人员方面，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对国民党留下的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至1950年2月，除留用23万人外，资送回原籍生产的56万人，送到各种学校学习的22万人；对大量无业人员和灾民，则大力疏导，动员回乡生产，至19 52年底，先后疏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就有332748人；对失业工人和在农村没有投靠对象的无业人员，则给予救济，帮助就业或以工代赈，仅1950年1月至2月，就发放救济款 326750元，赈粮59000斤，救济衣物166万件。1950年3月，发动失业工人、难民31 万人次参加修堤疏浚工作，出工2109万个，得米51万斤。同时，对于国民党散兵游勇、流亡失业知识分子、各类流浪乞讨人员，也分别作了收容遣返和安置。在平抑物价方面，通过排除伪币、取缔银元交易，打击了不法高利贷活动。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从1949年5月20日开始，开展了禁用银元的大力宣传，共组织130多人，分3—5人为一组，在新街口、大行宫、中华路、下关四个地区进行宣传，并对银元贩子实行登记。市人民政府还分别召开商民、店员职工代表大会和妇女座谈会，广泛宣传拒用银元。6月以后，对银元交易转为全面动员、全面禁用。通过拒用银元，使物价渐趋平衡，逐步建立起金融市场的新秩序；通过精简机构，节省各公营事业单位的开支，紧缩通货；通过反封锁、恢复对外交通，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通过调拨大批粮食、棉布、煤炭等生活必需品，成立贸易总公司，低价抛售物资，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还通过管制米市场、纱布市场、金融市场，使投机者在经济各方面无计可施。1950年3月以后，又通过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整顿税收，厉行节约，实施现金和物资的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终于使南京的物价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趋于平稳。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巩固政权的三大运动

南京和全国一样，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执行了党中央的部署和规定的方针、政策，从南京的实际出发，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使各项政治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为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反动势力的巢穴，又有外国使馆、商社、间谍机构中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加上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传播反动思想，因而政治情况非常复杂。针对这一特点，市委、市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于1951年1月开始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惩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全市各行各业，由点到面，内外结合，利用报纸、广播、板报、标语、漫画、宣传队，不断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动员广大群众，协助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人口不到10万的第三区，就组织了183个居民宣传小组，召开各种类型会议3000多次，开控诉会392次，参加群众9万多人次。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形成强大压力。1月23日是登记的第一天，就有1500多人报到，到第五天，已有4200多人登记，经过两个月的深入发动和坚决斗争，至3月20日，全市共登记反动党团特务人员1万多人，收缴电台4部，长短枪百余支，暴露反动党团特务线索万余件，发现和抓获了20余个现行特务。这场运动给一般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以自新的机会，同时镇压了一批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之际，毛泽东主席曾亲自电示华东局转告南京市委，要求“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 “以教育群众，并向反动派示威”。3月初，南京市委结合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斗争，根据南京曾遭受日军大屠杀的惨痛国史，在全市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为紧密配合镇压反革命斗争，全市在3月30日、31日和4月1日连续处决了55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重申人民政府除恶务尽的决心。4月8日，南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决议》。4月10日，各界代表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大会”，场外组织了40多万群众收听。当天，在市委周密部署下，全市统一行动，一举逮捕反革命分子1200多人。4月29日，一批反革命分子经人民法院审判后，被集中绑赴犯罪地点或刑场执行死刑。其中有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的主犯，“四一”惨案的凶手，还有1946年6月23日在下关殴打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造成“下关惨案”的主谋者，等等。至1951年5月底，南京市共揭露反动党团特务分子2万余人，逮捕反革命分子7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残余反革命势力。同时开展了农村反霸斗争，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共取缔反动会道门36种，查封道坛87处，逮捕反动道首、办道人员400余人，分别判处死刑、徒刑、管制和教育释放。全市退会退道者达5万余人。这些工作都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基础。

1950年底，南京市还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共没收、征收土地14万余亩。分配土地以后，南京农村各阶级的人均拥有土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由土改前的人均131亩下降到209亩，贫农由066亩上升到187亩，雇农由006亩上升到276亩。经过土改，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斗倒了地主阶级，被捕被斗的地主达459人，经人民法庭审理，有34个地主恶霸被判死刑。在土地改革中，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到1951年底，南京市有农民协会会员4万余人，民兵队伍也比土改前壮大3倍，达1万余人，翻身后的农民掀起生产热潮，土改当年就取得了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长377％，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243％。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市委、市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侮辱、反诽谤的反美爱国运动和宗教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以及规模空前的爱国卫生运动，驱逐了罗马教廷驻中国“公使”黎培里，打击了一小撮在宁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经过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南京市的青年学生纷纷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1951年底，南京市有7463名青年报名参军和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占全市大中专学生总数的30％。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南京市的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他们有的省出生活费，有的献出金戒指，全市捐款总数可购飞机30 架，比原计划捐献20架超额完成了50％。南京市的抗美援朝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也进一步净化了社会环境，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从1951年10月起，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1年12月8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动员开展“三反”运动。为推动运动深入进行，南京市还成立了市学习总委员会，号召全市各单位组织“三反”学习。参加“三反”运动的单位有市委、市人民政府各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工矿企业等，人数达6.6万余人，整个运动于1952年6月结束，历时半年多。南京市的“三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一些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由于“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国家机关、企业中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大多是与不法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按照中央的要求，南京市从1952年2月起，又在工商界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清理出南京市工商界存在的一些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通过“五反”运动，使南京市的工商界人士、职工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觉悟。这场运动中，南京市涌现出积极分子8000余人，其中有近千人入党、入团，为今后搞好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和民主监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各项运动中，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和巩固。从市、区人民政府成立至1952年底，南京召开了7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先后召开了4次，通过这些会议，广泛组织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城区还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郊区9个镇、48 个乡、508个村均在1950年建立起人民政权。各种人民团体也有很大发展，到1951年底，工会有会员75932人，农民协会有会员40619人，75％的妇女参加了妇女组织，2万多工商业户和摊贩全部参加了工商联合会。

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

南京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将接管的38个公营厂矿企业和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为国营厂矿企业和国营商店，作为新社会国民经济的主体。由于这些企业大都停业，有的厂房残破不堪，机器被国民党拆走；有的负债累累，资金枯竭，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市人民政府提出“ 原封不动，整套接收”和“一面接管，一面复工”的方针，通过大量贷款和预购产品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到1949年6月底，这些企业全部或部分复工。复工后，政府又积极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原材料和燃料短缺问题，同时大量收购其产品。在反国民党飞机轰炸的斗争中，大多数国营企业，如电厂、水厂、电照厂、无线电厂、有线电厂，生产恢复很快。同时积极发展各种供销和生产合作社，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改造私营工商业创造了条件。

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则通过贷款、收购产品等方式大力扶持。如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民族工业企业永利厂，以及南京肥皂厂、有恒面粉厂、普丰面粉厂、新毅印染厂，等等，这些较大的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厂，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先后复工生产。筹建达 16年之久的江南水泥厂也在政府的扶持下，于1950年9月奇迹般地开工投产了。在解放后的头十个月中，市人民政府先后发放工商业贷款205万元，其中对私营企业贷款约占一半，至1950年4 月，国家收购私营工厂产品共240余万元，全市26家较大的私营企业经政府扶持，至1950年3 月8日全部复工。

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服务方向和经营作风。主要是指导不适应社会需要或数量过剩的企业转业或向外地迁移，帮助它们改变生产方向，转业转产面向人民、面向农村。如组织过去主要从事汽车修配业务的钢铁机器业为农村生产碾米机、轧花机以及犁头、铁锹等农用工具；安排过剩的印刷厂迁往外地或转业开办榨油厂；动员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促使南京向生产城市转变；加强工商管理，限制中间剥削严重的典当业和鸡鸭行等业的发展，取缔各种陋规。至19 50年底，解放初期南京严重过剩的建筑业，已有一部分向津浦、沪宁、淮南三线城镇转移，参加浦口码头建设和苏州、无锡、杭州三地的桥梁、江闸工程建设，使之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得到新生。

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南京全面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特别是1950年初，南京工商业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了维持、改造生产的方针，并对私营工商业发展中各种关系作了调整。在公私关系方面，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有计划地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发放贷款，帮助私营工商业者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合理划分公私营范围，适当压缩国营公司机构，为私营商让出部分市场；调整地区差价、零趸差价及批发起售点，使私商有利可图。在劳资关系方面，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兼顾工人生活和资方实际困难，积极调解劳资纠纷，保证私营工厂、商店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在产销方面，本着产销两旺的原则，保证产销平衡，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加工、包销任务，大力发展城乡交流。 1951年5月和1952年7月，南京先后举办了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和物资交流大会，成交额分别达到32 6万元和2277万元。各种关系的调整，使南京的工商业渡过难关，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18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5556万元，分别是1949年的4倍和325倍。

完成“一五”计划

1953年底，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全市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先后出动报告员500多人，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学校举行专题报告会，系统讲解总路线的内容，受教育的干部、群众达到50万人次，基本上做到家喻户晓。从1954年起，南京市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经济建设方面，重点抓了四项工作。

第一，培训并选调干部，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适应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提高各级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素质，1953年8月9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作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级领导学习经济建设理论。同时，先后抽调了几百名干部支援全国重点工程建设。1953年还调配了320名干部到南京市一些工厂担任领导职务，并从工厂直接提拔了1483名干部，充实厂矿领导班子。

第二，加强经济工作的计划管理。1954年，南京市计划委员会成立，着重抓了发展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以改变薄弱的工业基础；发展新产品，以改变产品结构；限制、利用和改造私营工业，使之与国营工业密切配合；发展手工业，以解决城市失业及为城乡人民服务；在郊区贯彻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大力发展蔬菜和副食品生产；限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第三，有计划地扩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并努力提高投资的效益。“一五”期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达到31202万元，新增固定资产24469万元，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到78 4％，在投资方向上，重视了重工业的发展。“一五”期间，先后用于化工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投资有4500万元，并新建了7个化工企业。为适应钢铁需求量增加的需要，缓解铁矿石的紧缺局面，“一五”后期，新建了3个铁矿。

第四，在企业内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财务管理，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到1956年底，南京市的工业提前实现了“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建立起初步的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和城市建设事业，也都得到相应发展，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的主要目标。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进程，南京市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逐步开展并进入高潮。

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南京郊区于1951年4月结束土改，并在七区吉袱乡五宫村成立了南京市第一个互助组——李玉互助组。南京郊区经过防汛救灾、互助合作、农田水利建设、先进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生产力水平提高很快，

1951年粮食总产达到997839担，比抗战前最高年份总产量增长了243％。1952年4月，为解决互助组经营上的矛盾，南京郊区经市委批准成立了两个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即李玉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崔玉明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春，又在这两个初级社的带动下办起了9个新的初级社。其中十区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南京第一个专门生产蔬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 54年5月底，在总路线精神鼓舞下，初级社发展到109个，在经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时，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应该肯定，在这以前的南京郊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到1955年1月，农业社进一步发展到385个，由于速度过快，带来了一些问题，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精神，进行了全面整顿、巩固工作。通过培训骨干、调查摸底、加强生产和财务的计划管理、建设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固定资产入社折价政策，纠正了一些农业社一度出现的生产秩序紊乱、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现象。1955年7月，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公开发表。9月，市委召开了郊区干部扩大会议，按照报告精神，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否定了前一阶段整社工作中的一些稳妥的、保证质量的做法。到11月底，又发展了新农业社218个，扩社265个，入社农户猛增，占到郊区农户总数的815％。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前几年执行利用、限制政策，私营工商业的服务方向、内部结构和经营作风得到初步改造。“五反”运动不仅清除了“五毒”，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思想基础。1953年1月，市委、市人民政府对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进行复核审查，其中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仅占全市工商户的16％。从1954年开始，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总路线精神，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从政府和工商界两方面做了大量思想教育、调查研究、制定计划、组织落实等准备工作。以后，着重抓了对较大型的私营工业企业扩展为公私合营、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以及对私营零售商的安排与改造等方面的工作。 1952年6月，南京市最大的私营工厂——永利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到1955年底，公私合营企业从原有的4个发展到17个，203户私营批发商分别转向工业、手工业、零售或其他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南京市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同时，针对私营零售商的实际，通过紧缩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零售机构、扩大对私营零售商的批发业务、增加银行贷款、指导搞好内部管理等措施，帮助私营零售商克服了因国营商业的发展和城乡经济改组带来的暂时困难。同时，先后对粮食、棉布、百货等17个行业的1211户以经销、代销的形式进行了全行业的改造。其后，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棉布、百货两行业进行从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变为高级形式的试点工作，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些改造措施总的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稳妥的，效果也是好的。到1955年底，全市工商业中公私所占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　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占524％，公私合营占3151％，私营占1609％；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4205％，合作社占398％，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占2564％，私营占2832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私营经济也保留了一定比例。

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主要是帮助解决供产销问题，有重点地加强调查研究，逐步引导其走合作化道路。经过努力，到1955年底，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组从1953年的32个发展到236个。90％以上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

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1月上旬，南京市委召开第四次党代会，面对日益浓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气氛，决定修改两年内完成改造任务的方案。特别是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同志来南京视察，更使各界群众情绪高涨，南京市迅速成立了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四个改造委员会，南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迅猛发展。1月16日，南京市到处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彩旗招展，私营厂、店门口“迎接公私合营”的大红布标刚刚挂上，不一会儿又换上了“庆祝公私合营”的布标。到这一天为止，全郊区将557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2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农业的合作化。947％的工业、942％的商业、95％以上的手工业经批准确立了公私合营或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1月17日，南京组织了30万人的盛大游行，庆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由于此次改造高潮来势猛、发展快，干部来不及培训，社会主义改造中大量组织工作和具体措施跟不上，给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一些困难。高潮过后，市委、市人民政府立即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花大力气在工商业中进行清产核资和定股发息工作、经济改组工作、私营工商业者的使用和教育工作，在农村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管理制度，以巩固改造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改造高潮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造成的局部问题。

在解放初的七年中，南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昔日破烂不堪的、为官僚服务的特殊消费城市，初步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生产城市。195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0069万元，是1949年的3 2倍，其中工业总产值为53070万元，是1949年的106倍。从1949年到1956年，人均工业产值从195元提高到181元；工业职工人数从1046万人增加到2533万人，工业职工人数占城镇人口总数比重从10％提高到20％；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38％提高到39 8％；商品零售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58∶1变为081∶1。郊区粮食总产量从3784万吨增加到6917万吨，增长了828％。市区财政收入从107万元增加到2365万元，增加了20倍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储蓄存款额从37万元增加到3277万元，增加了88倍。

二是顺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个转变经历了两个互相联系的历史阶段：　前三年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一方面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为后四年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打击投机倒把、调查和改组经济结构、抑制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对农业、手工业开展互助合作等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社会主义阵地，也使私营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广大农民逐步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为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三年是后四年发展的基础，后四年又是前三年发展的必然趋势。

南京工商业在这七年中的发展道路，走的是一条由为少数人服务转变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这七年也是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新建和发展的工业企业，为南京今天化工、电子、机械、建材四大支柱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京解放后七年的巨大变化是来之不易的，取得的经验也是值得总结的。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在贯彻党中央、华东局和江苏省委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时，坚持从南京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南京市情的具体方针、政策，保证各项工作能健康顺利地进行；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在党内经常不断地针对城市工作特点，反复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以及反腐蚀教育，强化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这是我党廉政建设的关键。19 50年4月至1952年12月，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受理了1140名党员的违纪问题案件，其中贪污受贿、蜕化变质的有541人，处理犯有错误的县级干部24人、区级干部53人，969人受到不同的党纪处分。这些措施使各级领导班子能经常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各级党组织真正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在战胜1954年南京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中，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在第一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确保了防汛斗争的彻底胜利。市委、市政府真心实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各项工作和群众运动进行广泛的热爱党、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

由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南京臃肿、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解放初南京的改造和建设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起步和进行的。作为这场改造和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