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乱中经考验（1966—1976） | 新闻中心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又毗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基地——上海，因此，南京始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想篡党夺权的必争之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动乱事件首先发生在南京，这里成了“重灾区”。

　　南京又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形成了一大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他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活动进行了强烈而有力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与“一·二六”夺权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来，党内“左”倾思想不断发展、逐步积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它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全面发动的过程。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左”倾错误论点的继续发展和总概括，成为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致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发生严重失误。

　　1966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8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南京市委和全国绝大多数党委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革命”很不理解。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便把青年学生视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使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南京“文化大革命”的起爆点在南京大学，距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仅七天，即6月2日。这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部分师生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所谓“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罪行”。16日，被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个消息，并配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极力煽动说：“文化大革命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在此同时和以后，《新华日报》连续点名批判省、市一批文教界人士。南京市各学校、单位搞“上批下联”，很快掀起批斗“黑帮”的恶浪。

　　在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影响下，南京红卫兵于8月23日起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抄家，冲砸宗教寺院，破坏名胜古迹，冲击商业服务行业，搞所谓街道改名活动，强制革除人们服饰、发式的“四旧”等等。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掀起了“串联热”。全市中等学校外出串联的人数约占师生总人数的1/6，高等院校外出串联的人数占师生总人数的比例更高，有的约占2/3。与此同时，外地来南京串联人数达数十万人。串联使全国造反行动联成一片，“串联热”推动了“造反热”，加快了动乱的节奏。

　　对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势，各级党政领导深感忧虑，很多干部群众也感到难以理解。1966年10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中心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之，批斗之风遍及全国。江苏、南京被斗对象的层次越来越高，集中到了省、市委主要领导。12月9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及全国各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使形势更加混乱和恶化。南京全市范围内，掀起“横扫”、“火烧”、“罢官”之风。此风愈演愈烈，波及各级党政组织，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被审查、挨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1月23日，市委不得不停止办公。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一些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领导同志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而造反派却在动乱中得到恶性发展，为夺权做了组织准备。

　　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保护了江苏、南京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及专家学者。南京一些尚能工作的部门尽力维持社会生产的继续进行和国家政权职能的勉强运转。然而，这种动乱的局势一旦形成，群众的盲目性必然带有巨大的破坏力量，“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1967年1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的造反派组织一万多人，夺了省、市党政大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一·二六”夺权。之后，围绕着“一·二六”夺权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的问题，造反派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在很长时间里，两派争斗不断，导致南京动乱不已。为此，196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江苏、南京对立两派头头，并决定对江苏、南京实行军管。3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革委会的建立和“斗、批、改”

　　南京实行军管以后，军队为筹备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但它的建立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二六”夺权以后，武斗、动乱达到高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的时期。1967年2月至9月，全市共发生武斗和动乱事件113起，属于大规模、集团性武斗的就有74起，有35人在武斗、动乱中死亡，720多人受伤。武斗和动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危害。相当一批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停运、停水、停电经常出现，生活用品供应更为紧张，各种刑事案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分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6月6日，“促进造反派联合会”成立(简称“促联”)，成为南京地区第三派群众组织。7月14日，郊区13个农民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有力的措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中央调查组和省、市军管会的努力下，9月4日，南京地区三派组织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7日，中央迅速作了批复和肯定。9月14日，《人民日报》发出了毛泽东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紧接着的11月、12月、1968年1月，周恩来四次接见江苏代表团，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68年1月，三派签订了《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等37个协议，这样，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基本成熟。3月23日，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与江苏省革委会同时成立。市革委会的组建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之前，全市雨花台、遵义、红卫、栖霞、东方红、要武、浦口、延安、朝阳9个区及26个人民公社、480个基层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市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和保卫组四个组。革委会实行“一元化”的原则，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抵制造反派派性掌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一定作用。但它把“文革”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发展成为一个党政、政企合一的混合体，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同时，许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进入了各级、各类领导机构，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革委会内部长期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从总体上说，它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一次重大倒退。

　　市革委会成立后集党政大权为一体，业务机构极端弱化，工作又难以开展。1969年11月，市革委会将机关原四个组改为办公室(下设秘书、信访、档案组)、政治部(下设秘书、组织宣传、群众工作组)、生产指挥部(下设秘书、经济计划组)、政法部，市公检法军管会与政法部合署办公，不另设机构。同时建立机关行政管理、人事、文教、卫生、重工业、轻工业、机械工业、电讯仪表工业、化工、城建、交通、农林、商业、财政、物资共15个局和科技、国防工业2个办公室。1972年，增设市体委、人防办。

　　1971年6月12日至14日，中共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724人，选举市委委员62人，候补委员11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九大精神，所以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还是错误的。

　　党的九大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市革委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斗、批、改”，导致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其一，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场运动，在时间上是旷日持久的，自革委会成立，到市清队办公室1974年3月撤销，历时六年多。在范围上是非常广泛的，从领导机关到每个基层，从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城建到农村，全面出击。在做法上主要是召开千人大会、万人大会，大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大排查、大揭发、大斗争。同时，组织“专案组”，搞所谓“专案审查”、“群众专政”。斗争矛头始终对着各级领导干部。市区及各级领导以“顽固不化走资派”、“二月逆流黑干将”、“叛徒”、“特务”等罪名再次遭到批斗。为了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把许多干部原有的正确结论重新翻出来，进行歪曲、颠倒和诬陷。许多在敌伪、国民党时期，经组织批准打入敌特组织并建立功勋的同志被打成“特务”；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被打成“阶级异化分子”；还有的国民党起义人士、统战人士被打成“一贯反共”、“投机分子”等等。截至1968年底，全市就揭发出“阶级敌人”9935人。“清队”不仅要对已定性的“阶级敌人”进行专政，还要“深挖”、细找“隐蔽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许多单位依据捕风捉影的材料，大批大斗，大搞逼供信。大批无辜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其二，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 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

　　其三，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居民下放农村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而进行的，南京市大体上有两次高潮，即1968年至1970年和1975年至1977年，总人数达147万多人。应该肯定的是，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绝大多数是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走向农村的，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了所在地区，他们在思想、生活和体力上经历了一场极为艰苦的磨练，并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相当一批同志有出类拔萃的表现，有的甚至为国家、集体英勇牺牲。但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总体上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造成了一代青年的知识贫乏和社会人才结构的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同时，也加重了国家、农村和知青家庭的负担，遗留下许多社会问题。

　　干部、居民的下放，带有更浓的“文革”色彩。第一，它是林彪“一号命令”进行所谓“战备”的一项内容。第二，它是在“清队”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9年冬至1970年春，全市共下放人员136598人，其中干部7036人，全民、集体职工3197人，居民9576人，其余为归侨、统战对象和近郊农民。干部、职工、居民下放后果是严重的。大批下放人员遭受了精神、肉体的磨难，严重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统战政策和侨务政策；居民下放还给农村、城市带来严重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省、市制定了有关政策，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安排他们回城，才得以解决。
　　
　　其四，进行了所谓的“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给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被彻底否定。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正常教学管理被视为“关、卡、压”，文化知识教育被诬蔑为“封资修大杂烩”，循序渐进地系统学习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繁琐哲学”。学校中“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冲击一切，压倒一切”，以“工农兵上讲台”代替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取代了基础知识教育，以“开门办学”否定了课堂教育。这样，就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教学秩序普遍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从1966年下半年至1971年，全市教师由8746人下降到6931人，有1815人被“处理”，有的下放，有的转行，占教师总数的21%。学生普遍不认真读书，社会上“读书无用”等错误观念泛滥，使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破坏。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

　　1975年1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不久，在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又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铁路运输严重堵塞，钢铁工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停滞不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为消除“文革”动乱，与“左”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全面整顿在全国是从工交部门开始的，并首先在铁路部门取得突破。江苏徐海地区和南京地区的铁路运输由于帮派骨干分子的破坏，所属路段不能畅通运行，这既是地方问题，又关乎国家全局。中央派出铁道部部长万里和江苏省委共同负责抓好徐州和南京地区铁路的整顿。南京市委在省委领导下，参与了整顿南京铁路分局的工作。经过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调整领导班子，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至1975年4月，南京铁路分局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畅通，受到中央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地区的干部、群众。在这个基础上，市委在全市范围内，推进了全面整顿工作。

　　在全面整顿中，南京市委坚持由点到面，抓思想，抓管理，抓组织，开展企业整顿。建立以抓质量为中心的“七种责任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范制、质量检验制、设备维修管理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南京初步改变了“文革”以来生产秩序乱、劳动纪律松、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成本高的情况，使不少企业面貌迅速改观。19 75年，全市工业产值扭转了长期徘徊和负增长的局面，比上年增长12%。

　　在全面整顿中，南京市委还抓了各项政策的落实。这一时期，重点是抓对“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的政策落实，以及干部、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据查，全市有落实政策任务的单位，97%完成了落实任务，对所谓“五一六分子”，有96%进行了政治平反。干部政策的落实进展较快。据后来统计，原先被打倒、靠边领导干部，有一半左右是在这时进入各级班子的。另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劳模政策也有进展。

　　全面整顿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从1975年的2、3月份开始，到10月以后被迫中断，前后不过半年多一点。但它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不仅对当时形势稳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有力地冲击了“左”倾错误。虽然全面整顿没有公开提出纠正“左”的口号，但全面整顿强调经济工作，对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作了辨证分析，强调强化经营管理、落实政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都使批“左”在“文革”的背景下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好转。但全面整顿对“左”的冲击，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
　　
　　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江苏、南京正在好转的形势一度逆转，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头目，在“四人帮”及其上海、江苏代理人的直接操纵和指使下，又一次掀起了新的篡党夺权的浪潮。
　　
　　对“文革”的抵制与斗争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左”倾错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它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干部、群众对“文革”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两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曲折发展的过程。它在“文革”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抵制形式、力度和规模是不同的，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南京市委的“文化革命小组”由市委负责人担任组长。南京市委在运动的部署上，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196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市委召开了五届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一方面分析、研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又强调要抓好工农业生产。
　　
　　当南京的“文化大革命”陷入混乱局面，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四旧”时，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遭到破坏，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档案、图书、资料被焚、被毁，许多知名的工商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被抄家、被批斗。对此，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中就红卫兵的行动发表十条意见，着重强调不能随便抄家、搜查居民住宅，需要搜查的，由专政机关负责；要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书籍、档案，等等。虽然这十条意见后来被诬蔑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纲领”，但它在当时确实反映了党的领导机关在“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时期，尽量减少“文革”损失的责任意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干部、党员面对“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乱局面，挺身而出，拥护党的领导，坚决反对造反派搞打、砸、抢，反对破坏生产、搞乱社会秩序。王范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文革”时任江苏省体委主任。面对“文革”动乱，他多次痛骂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坚决反对对国家领导人和领导干部乱批乱斗。当刘少奇、贺龙等被打倒时，他勇于讲他们的丰功伟绩。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被批斗的干部。造反派勒令他“坦白交代，接受批判”，他毫不畏惧，决不妥协，最后以死抗争。

　　南京的广大群众在“文革”动乱中，也以坚持生产、自觉坚守工作岗位的行为，表达了对“文革”造反、“停工闹革命”的抵制态度。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全面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工于60年代初，由于大桥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特大型桥梁，在建桥过程中，建设者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他们迎着困难上，不畏艰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在南京长江大桥架设钢梁的关键时刻，正逢“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建桥工地也陷入了动乱之中，工程受到了“造反”、“夺权”的干扰和影响。但是绝大多数建桥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顶住了“停工搞‘文革’”的种种压力，坚守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抵制“文革”极左思想的各种干扰，保证了南京长江大桥施工的正常进行。1967年8月16日，大桥钢梁合龙。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通车，全长6772米，宽14米，桥面铺设双轨。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全长4 588米，路宽15米。全面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全桥共有261孔，其中正桥10孔、15 76米，引桥251孔、3012米。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使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水陆运输枢纽。同时，大桥的建成，也是南京人民坚持生产，自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集中表现。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周恩来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提出了要整顿企业的思想。南京市委也从抓产品质量入手，逐步推动各企业恢复正常的管理制度。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曾就南京汽车制造厂等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并责成国家计委要认真抓一抓。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有关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狠抓南京汽车制造厂的管理工作和质量工作，努力提高汽车质量。同时，南京市委还在工业部门普遍抓了管理和质量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

　　广大群众坚决支持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自觉地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由迂回曲折的状态走向公开的舞台，以致后来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遭到了南京广大干部、群众公开、广泛的抵制。
　　
　　特别是1976年3月下旬至清明节前后，南京曾掀起过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吹响了广大人民向“四人帮”宣战的战斗号角。3月下旬，南京大学、江苏新医学院针对“四人帮”一伙利用报刊恶毒攻击周总理，不准人们悼念周总理的种种恶行，纷纷用写大字报和到雨花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形式，表达南京人民对周总理的敬爱和对“四人帮”一伙的愤恨。师生们的行动很快影响到工厂、机关、各大中学校、部队，席卷整个南京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刷写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参加活动的群众达到数十万人。仅3月30日这一天，人们就在街头刷写了两千多幅大标语。在北京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活动被镇压，直到4月21日，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被定性为“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后，人们仍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场运动是以群众自发参加的形式出现的，但却反映着历史的必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十年，人们的幻想、期待已破灭；“四人帮”作恶多端，已“怨满人间”；正在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人们困惑、厌恶和反感；而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深入人心。南京事件正是人们这种正义激情的总爆发，并成为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声和导火索，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十年动乱对经济工作的影响

　　动乱、武斗给南京整个政治、经济局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左”的错误破坏了南京经济发展，导致南京经济出现了种种恶果。“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七年南京经济发展属徘徊、负增长或恢复性增长。其中：1967年比上年减少26％，1974年比上年减少5％，1969年增长幅度较大，达54.5％，但绝对值仅比1966年增长8％，属恢复性增长，1968年、1972年、1973年、1976年增长幅度分别为19％、25％、53％和43％。

　　“文革”中南京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主要表现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形成“重重轻轻”的格局；农业内部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特别是商业，呈萧条萎缩景象。经济效益日趋低下。十年“文革”，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1965年的573元降到378元。工业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1965年的136元上升到274元。每百元工业产值实现的利润，由1965年的185元降为81元。1976年，全市工业亏损总额由1965年的112万元上升为4730万元，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由10.26％变为成本上升了2.81％。“四五”期间，每百元生产性基建投资增加产值仅12元。

　　1966年至1975年，全市职工收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三五”期间，职工年平均工资金额594元(不含五县，下同)，比“二五”期末人均591元只增加了3元，比“一五”期末的人均672元还减少了78元。“四五”期末人均工资560元，比“二五”期末还减少31元。郊县农民收入仅103元，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长期不能解决温饱。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21日上午，南京全市40万群众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