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大转折（1976—1982） | 新闻中心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南京和全国一样，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各方面的工作重新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前两年里，一方面通过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南京改善了经济建设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中央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全国性的“洋冒进”，使南京的工作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消极影响，因而呈现出步履艰难、徘徊前进的局面。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以后，南京的各项工作终于端正了指导思想，摆脱了“左”的束缚，出现了稳步发展的新局面。 

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出，南京和全国一样一片欢腾，连续数日，广大党员和群众拥上街头，汇集于新街口、鼓楼等闹市区，以表达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热爱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十年浩劫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重困难局面并没有立即随之消失，多年来形成的各种问题仍然堆积如山，百废待兴。思想文化上，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极 “左”思潮泛滥，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许多人还处在思想僵化状态，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在遭到空前破坏后亟须恢复。政治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遍布全市各系统、各单位，遭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和群众约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文化大革命 ”前“左”倾错误遗留的问题还有成千上万。组织上，“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靠造反起家和打、砸、抢的“三种人”，仍然混迹于各级领导岗位，党在组织上、作风上遭到的破坏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经济上更是一团乱麻，许多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亟待改善。

粉碎“四人帮”以后，如何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1976年12月10日，中央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陆续下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南京也按此分三个阶段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第一阶段(1976年12月至1977年2月)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和阴谋活动，全面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彻底摧毁其在南京地区的帮派体系；第二阶段(1977年3月至8月)主要结合南京实际，揭露其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阶段(1977 年9月至1978年11月)着重揭批其反革命理论，清除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南京市委还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与制止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之先后贯彻了全国农业、工业、计划、交通等会议的精神，大力治理了经济上的混乱局面。

经过整顿和恢复，全市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计划9％，比上年增长18.8％；1978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期增长22.7％，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77年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获较好收成。粮食生产，1978年总产量达1472万吨，比1976年增长4％。社队工业，广泛进行了区县挂钩、厂社挂钩，采取了“挂” 、 “支”、“帮”的办法，初步克服了“起步迟、发展慢”的困难，有了较大发展，1978年，工业产值达17222万元，比1976年增长388％。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77年比1976年增长28％；1978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期增长64.2％。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当时最现实和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就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南京而言，最突出的是要求为作为天安门事件序幕的“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平反的问题。但是，这种正当的要求遭到了严重阻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过去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下来。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大会通过的党章仍然肯定和沿用“文化大革命”的“ 左”倾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南京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78年8月8日至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作了《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要求全市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广泛开展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继续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南京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而奋斗。

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对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 的指导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清理，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困难认识不足，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中共南京市委提出：到1980年，全市有1/3的工交财贸企业，1/2的县区和社队建成大庆、大寨式单位；工业生产当年递增速度保持在18％以上，工业产值到1985年要比1977年增长两倍以上；农业三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粮食生产，1980年过“纲要”，1985年超“双纲”。显然，这是不符合南京实际的计划，是一种冒进。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南京出现了投资规模膨胀的局面。1977年到1978年，投资总额相当于“三五”时期五年投资的191倍，这与当时的财力是不相适应的。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等老同志几次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引起党内外的共鸣。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就是对待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运用，而不能只是摘引片言只语，搞“两个凡是”。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在胡耀邦支持和指导下写成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南京借开始拨乱反正的东风，进行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不少干部获得解放。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办案方法，打开了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随着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的展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就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因为只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才能真正认真、全面清理过去的“左”的错误。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最初是在1977年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了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寄给了《光明日报》，后来在胡耀邦的关怀支持下，经过一些理论工作者和作者的反复推敲和修改后，先于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还指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目前依然存在，“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此，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文章发表后，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南京在江苏是走在前面的。

全市越来越多的同志投入到这场讨论之中，认为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 给真理规定了种种唯心主义的“标准”，如“语录标准”、“权力标准”、“风向标准” 。这些“标准”的欺骗性很大，实际上是用“理论——实践——理论”的反动公式，篡改“ 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林彪、“四人帮”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抽掉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说假话、说空话的恶劣风气。只有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思想、理论和计划等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才能抓住本质，把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恢复发扬起来。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10月，市委宣传部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讨论会，密切联系实际，弄清思想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10月30日，《南京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家都来关心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革命导师早就明确解决了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常识问题。我们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正确与谬误的唯一标准。当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为了从理论上、思想上来一个根本的拨乱反正。只有把认识论的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了，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鉴别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谬论，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南京人民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要联系到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南京事件中，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尚未平反的同志，认为应该要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省、市委对此非常重视。11月16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决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委、办、局、县、区和主要厂矿负责同志500 多人。该决议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我省南京市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纷纷举行活动，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和深切怀念，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在南京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未平反的，要宣布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南京市干部、群众高兴地称此是“人民的心愿，历史的结论”。

1979年8月，中共南京市委召开了有各部、委、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会上认真学习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开展这一讨论。《南京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必须补好讨论真理标准这一课》。社论指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维护和高举。搞好真理标准的讨论，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搞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了革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包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以及领袖人物的文章、讲话和批示等，它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样，就从根本上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制造的现代迷信，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践工作的拨乱反正，也为随后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紧随历史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从而真正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被人们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1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立即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全会公报，结合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深刻领会公报精神。首先要弄清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我国革命道路上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清这个新形势，努力使自己从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适应这个新的情况。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南京市委在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南京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即已开始，至1978年6月底，已有106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京市进一步加大了力度，据1979年初步统计，已复查错案21000多件，占复查总数的93％。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一是随着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些遭到诬陷的干部和群众恢复了名誉。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著名劳动模范、原下关电厂副厂长李士海，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王慰曾，原市越剧团团长竺水招，原结核病防治院院长刘继成，原白下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蒋茂德，等等。这些同志得到平反昭雪。二是南京地下党受到诬谄的案件得到昭雪，一批中共南京地下外围组织得到正名，如抗战前夕的秘密学联、解放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三是在为南京事件等平反昭雪的同时，一大批同“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同志得到平反，他们的英雄行为得到表彰。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也在认真复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判或平反，等等。

与此同时，南京根据中央指示，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社会关系，落实党的政策。一是按照1978年4月4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要求，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工作。到1979年1月，南京市第一批改正错划右派12人；到1980年基本结束。二是按照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了帽子。三是按照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落实了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四是按照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求报告》，把一批原来作为“私方人员”对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人民的身份。此外，全市还调整落实了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全市从1978年起，各系统互相协调，抓紧做好科技人员调整归队工作，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用非所学等问题。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策问题。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阐明了对毛泽东思想一要继承二要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作了恰当的结论，并且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7月17日至28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七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决议》和胡耀邦在中共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完成的历史条件下，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出席大会的南京代表归来后，立即传达了大会的盛况和大会主要精神。1982年9月15日，南京市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大精神。会议还结合本市实际，指出要用十二大精神武装思想，指导工作，经济工作要始终抓紧抓好；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深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要继续解决好人民生活中的一些难题；要搞好企业整顿等一系列工作任务。

10月底至11月，市委又召开全市企业整顿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企业要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导和统帅企业的全面整顿工作。指出党的十二大明确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和政策，给全面整顿企业以新的意义和内容。各级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全面整顿企业在十二大确定的经济建设和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以及一系列正确方针中的地位和作用。市委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和群众在十二大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同心同德，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