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４年１月，国共合作的实现，不仅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由共产党人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加扩大，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１９２４年７月到１９２６年９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为广东和全国２０个省区培训了７００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９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发表《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方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展开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又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减押的斗争。农民们还对宗法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他们禁止迷信活动，没收祠堂庙宇，推翻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农村革命也冲击了束缚妇女的夫权，各级农协都设立了妇女部，不少妇女拿起梭镖同男子并肩作战。

　　到１１月底，湖南全省已有５４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４０万上升为１０７万；到１９２７年１月，会员又激增至２００万。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１９２６年７月的３万多人增加到１１月的２０万人左右。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的６０００多人发展到１１月的５万多人。

　　１９２７年１月４日至２月５日，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到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农会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冀、察、绥等省，有组织的农民达８００万人。３月３０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１３人被推为执行委员。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