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主流媒体披露“7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一个天大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见新华社2006年8月5日电）

　　是的，按时下人们眼光，一件大一点动态的事，一件有千人以上都知道的事请卫兵守住口角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却成为百分之百的事实。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队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据史料记载，在长征前夕，有1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于都家家则倾巢而出，热情为红军服务。按理，像这般大面积兴师动众的情况，加上当时国民党对红军全方面的围追堵截和监视，特务遍布、“探子”横行的残酷事实，要确保长征“天机”不可“泄露”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当10天之后，红军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国民党‘探子’成‘聋子’‘瞎子’”。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得来的？

　　应该说，中央红军实施“白天隐蔽在树林里，晚上才开始渡河”，“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的战术是很重要的。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意识在深深扎根于于都军民之中。

　　工农红军为何要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乃是为着“救亡图存”，挽救中华民族。于都人民为何家家户户总动员支持红军，也是由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真正代表了工农劳动大众翻身解放的唯一希望。

　　工农劳苦大众认识共产党、认识工农红军是由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逐步深化的。比如，媒体记者在一些档案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国家工农检察部已特意组织了反腐突击队和反腐败群众法庭，让一切有损公仆形象的行为随时曝光。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据悉，苏维埃刚成立一个月，国民党26路军1.7万人就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增到6.7万人（见新华网2006年8月3日电）可见，政权与官员的廉洁与否，是得到人民拥护与否的关键因素。一个贪污腐败的政权，一个贪得无厌的官员永远与群众水火不相容，永远得不到群众支持的。这也是为官清廉的道理。事实告诉人们，确保政权与官员廉洁，必须严格置于人民群众及舆论监督之下。

　　其实，于都30万人民之所以为红军转移保守“天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新生苏区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诞生于三四十年代的著名歌曲中有一句“她实行民主好处多”。翻阅中共创建以来所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实行民主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得民心的主张。中共提出的民主不仅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更重要的是指明了社会发展方向。人们从史料、从电视电影报刊等看到，无论在井冈山，还是在瑞金、在延安，这大大小小的苏区、解放区，都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个样板。人民群众不但享有监督长官监督苏维埃政府的政治权利，也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在全国白色恐怖之下的苏区、解放区，人民对村组织就有选举权、表决权等。因此，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都令人民群众感到有奔头，感到有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就是不同。拥护支持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既等于为民族解放，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也在为自己谋幸福而奋斗。假若把民主政治淡忘了，舍弃了，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恐怕会应验那句哲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更验证胡总书记那句：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有先进性的试金石。

　　而今，在发展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尽管有着良好的趋势，有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却不可忽视一些地方基层官员存在着种种令人担心的现象：耍官威，目下无人，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高高在上，听不到群众呼声；主观武断，长官意志；决策全凭自己一个脑一个口等等。民主意识的缺失，正孕育着可怕的问题。而今，一些地方群体事件不断，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少数官员民主意识，民主政治理念的浅薄吗？